《1 五行的起源和历史沿革 》

1 五行的起源和历史沿革 　 　

谈中医离不开五行，谈中国传统文化也离不开五行。

在人类的知识演化进程中，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创造了五行学说。先人们藉五行来归类万物，规划世界，为文化的积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学术界做过很多的研究。从理论上来看，五行学说的要义有二，一是以“五”为基准的分类归纳法，并从具体事物抽象出“金、木、水、火、土”五类为代表；二是五“类”之间的关系律，主要是相生和相克，反映了事物间“利”与“害”两种基本关系。

经常有人会将五行学说与古代西方四元素说相比较。四元素说探究事物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以后西方注重分析、还原论的学术走向；而五行学说虽然也有构成的内容，但更出色的是以特性归类的思维和对“关系”的把握，它为中国带来比类析物、重视宏观和系统关系协调的学术传统。世间事物无穷，归类则可限定，因此四元素说已随着物质科技的发展而消逝，而五行学说到今天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形成的初期，曾深深得益于五行学说，从而为人体内、外环境建立了一种以五行为中介的体系。它囊括自然方面的空间、时间、星辰、数字、气候、颜色、声音、味道、气味，人类生存必须食用的粮食、蔬菜、果品、牲畜……但整个重心在于人体脏器、肢体、五官等结构，还有人的情绪、发出的声音、排出的液体，以及疾病的症状分类等等。这种体系，将自然、社会与人体整合于一体，并通过“类”之间的五行关系模式相互作用，成为中医整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尽管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相当完整的，甚至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但是并不完美。因为从思想领域到应用领域，在公式体系与实际事物之间，差别极大，并非照搬即可致用。其难点在于：一是事物配五行的法则有否唯一性；二是五行生克关系模式过于简单，不足以全面反映复杂事物的复杂联系。为此，中医学在应用五行学说时一直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

中医作为应用科学，早期运用了五行学说来整理实践经验，将经验上升为理论。但是医学实践与五行理论之间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差异。例如以脏为生命的功能主体，根据“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的定义，腹腔内正好有五个脏器，因此很自然地可与五行相配，但在具体相配方式上出现了争议。

五脏配五行，在古代的祭礼中已经出现。《吕氏春秋》记载古时祭祀，以春配脾，夏配肺，秋配肝，冬配肾，在夏秋之间则配心。这一配法与现在中医所用的不同，但它是按照五行的配属逻辑得出的。在五行学说形成过程中，四方、四季与五行配属都是比较早定形的，是五行体系中带有逻辑起点意义的基本范畴，其配属关系如表 1 。

《表 1》

表 1 四方、四季与五行的配属关系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of direction ，season and five elements

其中方位与方向的相配，是先秦时作图的习惯，以南为上，以北为下，相应地左为东，右为西。

根据这一逻辑，将五脏在人体中的解剖位置（上下左右）相对照，于是有《吕氏春秋》等书记载的五行五脏配法：

肝位右→西→秋→金

脾位左→东→春→木

心居中→中→长夏→土

肾位下→北→冬→水

肺位上→南→夏→火

而现在中医所用的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配法，在汉代才出现。这种配法的逻辑反而缺乏确定性，通常只是认为，它与五行的特性有关。枟尚书枠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1] 中医将五脏的功能与五行的各自特性相对应，从而找到配合点，形成了新配法。

五行与五脏配法的不同，成为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而正如经学大师郑玄所说的，后一配法是中医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否则临床不能奏效。当然顾颉刚先生曾考证，将心配土改为心配火是王莽为篡位而对“五德始终说”进行的改造。即便如此，对其他各行的配属也是一个创新。医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现成的、直观的、以位置为依据的配法不用？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配法不能很好地反映五脏的功能，这可以说是中医对五行配属法则的突破，或者说是灵活应用。

相生相克是五行学说表达各行之间利害关系的抽象模式。它们从“五材”的角度不难理解，如金能克木、木能生火等，但类推于其他配属时，就有必要具体讨论生和克的内涵。如东汉王充曾质疑说：“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2] 有人认为，五行相生相克应该主要理解为体现各行的协同作用，即“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 [3] 。这种理解虽然也被王充批评，但现在看来也有合理之处。

中医最早的经典《黄帝内经》以五脏相配五行，其相生相克就不存在王充所说“一人之身，胸怀五藏，自相贼也”之类的疑问。例如相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生血，血生脾……肾生骨髓，髓生肝……”[4] 所以五脏相生不是心脏生出脾脏，而是指五脏之间的气血精髓等的濡养关系；相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5]主要是指在病理状态下，各脏之间相助以恢复常态的作用。正如清代医家黄元御在《四圣心源》所说：“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也，成质则不能生克矣。”[6] 所以，五脏相生相克主要是从五脏精气和功能的角度，阐明彼此之间相互长养又相互制约的道理。这与当时社会政治中以“五德始终”的生克来说明王朝取代与更替有明显的不同，同时也是根据中医具体内容来丰富五行学说内涵的体现。

由此可见，中医学在一开始运用五行学说之时，已经作了合理的诠释和调整。而在其后的发展中，更在具体应用上增添了不少内容。

例如，归纳总结了乘侮、胜复理论。

《素问》中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七篇大论，阐述了运气学说的原理。其中，归纳出时令之气有“亢”（又称“太过”或“有余”）和“不及”两种情况。时令均与五行相配，亢与不及就为哲学上抽象、静态的“行”注入了动态、量化的因素。《素问·六节脏象论》：“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7]《素问·五运行大论》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8] 五行乘侮的命名，就由此而来。乘有“乘胜”之义，指太过的情况下对所胜的克伐；侮则指本来受克的一方由于量的增多，反过来欺凌所克。这些就使五行的相克成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结构。

胜复理论也叫亢害承制理论。胜即相胜，复即报复。意谓如某运气化强盛，克伐太过（即相乘），会招致被克者之子起而克制它，以报母仇，便为复，也叫子复母仇。如金运太过，过乘木气（相胜），木郁而生火，火能克金，即为复。胜复的一般规律是，凡先有相胜，后必有所报复。这可以说是对动态五行结构局部平衡维持的分析。

太过、不及等概念可与疾病的寒热、虚实等状态相对应，因此乘侮、胜复等理论使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的解释能力大为增强。晋唐至宋代的中医理论一直较广泛地应用这种具有医学特色的五行学说。这段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命相学也广为流行，命相学对五行也有繁复的应用，如根据五行与四时相应形成一套五行休囚、长生墓绝理论，这些机械的法则对中医学影响不大。因此可以说中医的五行学说与命相学中的五行，其内涵与走向都是不同的。

金元医家的争鸣及明清医学理论的创新，是中医学术的又一次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医脏腑学说日益成熟和深化，对各脏的功能有新的阐发，为认识脏与脏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角度。为适应这些发展，中医五行学说又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例如五行互藏、五行颠倒等新理论。

五行互藏由明代张景岳提出，意谓五行之中，每一行兼具其他行的属性。其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至《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别论》说：“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张景岳则指出：“五脏之气无不相渗，故五脏中皆有神气，皆有肺气，皆有胃气，皆有肝气，皆有肾气，……各有互相倚伏之妙。”[9] （《景岳全书》卷三十八）指出生理上五脏功能相互影响，难以截然区分。明代医家赵献可也从病理上提出五行之中各有五行，如说：“以火言之，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10] （《医贯·论五行各有五》）具体而言，五行中心属火，但随着临床医学的深化，人们知道火不独与心有关，还有“肾中相火”、“脾土中火”、“肝火内炽”和“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等不同情况，说明火可见于各脏。其他各行、各脏也可作相似的类推。所以五行互藏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五行与五脏单一固定配属，不能全面反映各脏功能的缺陷。

五行颠倒，最早源于道教的丹道之术。道教认为修道能逆转五行生克之序，超越自然规律的束缚而成仙。道教此说仅用于修仙，不针对常人。但医家从中得到启发，将五行颠倒引入到五脏关系中来。清代医家陈士铎提出一系列“五行颠倒”关系，包括“生中有克”、“克中有生”、“不全生”、“不全克”、“不敢生”、“不敢克”等，他还主要讨论五脏关系中的特例。另一医家程芝田则明确地认为生克顺序是可逆的，他说：“金能生水，又能克水，气滞则血凝也。水能生木，又能克木，水多则木腐也。木能生火，又能克火，木郁则火遏也。火能生土，又能克土，火烁则土燥也。土能生金，又能克金，土裂则金销也。”“虽金可克木，亦可以生水以养木；木可克土，亦可以生火以培土。土可克水，亦可以生金以资水；水可克火，亦可以生木以壮火。火可克金，亦可以生土以化金。”[11] （《医法心传·颠倒五行论》）程芝田将这些认识规律化，而不仅仅作为特例看待，他还从五脏关系上进行了具体说明。

从逻辑上说，“五行互藏”与“五行颠倒”动摇了早期五行学说的两个基本法则，即五脏与五行的单一对应性和五行生克的有序性。尽管它在形式上仍然采用五行，但其内涵已经有本质上的不同。

进入近现代，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理性精神对传统学术思维带来了剧烈冲击，五行学说首当其冲。 1923 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名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提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五行说）将宇宙间无量于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12] 随后古史辨派史学家对五行学说源流进行研究，清理了笼罩在五行之上的神秘色彩。中医界也随之掀起了关于阴阳五行理论存废以及中医发展方向的论争，章太炎、陆渊雷、恽铁樵等著名医家纷纷提出要废弃或改造中医五行学说。

 建国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术界对五行学说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即认为五行学说既有体现世界的物质性和普遍联系的一面，也有机械僵化的一面，是朴素的机械唯物论。同时还认为，中医学对五行的运用是主要发展了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五行学说固有的缺陷，仍然屡次引发争议，并往往成为废弃中医论调的主要攻击点。

总结中医五行学说的发展史，可以得出几点印象：

五行学说是早期认识事物构成与关系的简明工具，古代凭此构建了关于自然与人体的有序图景，然而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世界的面貌；

 五行学说有助于早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但它已逐渐落后于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后世的多种补充和修正，并没有真正改变五行学说的性质；

明清以来脏腑学说成为中医学术的主流。五行虽与五脏相配，但由于不能有效地反映对脏腑功能与脏腑间关系的新认识，其指导作用逐渐抽象化，让位于阴阳、气血、经络等具体医学理论。

《2 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 》

2 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 　 　

五行学说的缺陷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作为五行核心范畴的金、木、水、火、土这“五材”，是古代就日常生活最常用的物质进行的简单归类，不必与现代科学对照就知道其并不完备。虽然后来“五材”抽象为五类特性，摆脱了“物”的制约，增强了其解释能力，但每逢进入应用领域与具体事物发生配属，总是难免招致争议。因为有些事物根本不能用“五”来限定，例如畜类众多，何以一定要挑选五畜来配属五行？在恰好能用五来分类的事物中，也不容易找到必然的配法，比如五脏配五行就出现过今、古文经学之争。

在五行关系方面，相生与相克在抽象的哲理足以概括事物间的基本关系。但其不足之处有二：一是限定了生与克的单一对象与方向，即使对“五材”来说这种单一性也不是完全合理的（如土固生金，何尝不生木？木克土，金其实也克土；水与火之间，谁克谁要视多寡而定等）；不足之二，在具体的复杂的事物关系中，其利、害的界限是往往模糊的，甚至是共存的，这就不好说谁生谁或谁克谁了。这种情况下根据五行的配属强行推定其生克关系，虽然多数能找到符合解释的事例，但必然不是真实情况的全部。五脏关系就是如此。

五行学说当然有其长处，现代中医教材仍然保留五行学说就是基于其历史原因和合理因素。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其长处与短处是并存不分的。如果不作根本性的改造，想光利用其长处，避开其短处是不可能的。五行学说的缺陷已经成为长期以来中医教学中令人困扰的问题。教材中的五行学说不得不从最基本的五材概念关系说起，这已经较难令现代的初学者接受；到了实践中再费力地向学生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增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

当然，简单提倡废弃五行学说，等于将合理的一面也抛弃，这更不可取。按照科学哲学的观点，知识的进化不能破而不立，应该在针对同一问题上，有能够容纳更多新发现、解释能力更强并更好指导实践的新理论，才能取而代之。这里我们提出：以五脏相关学说包容并取代五行。

五脏相关学说是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克服其理论的机械性，并综合脏象、阴阳、气血、经络等理论，全面反映人体五脏系统的功能及彼此关联作用的学说。

五行学说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三方面：一是五大类别的特性；二是五大类别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人体与外界相关性。五脏相关学说覆盖了五行学说的基本范畴，不同之处在于，五行学说以“五行”为中介作推导，而五脏相关学说以“五脏”为中心来说明。

《2.1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组合体》

2.1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组合体

2.1.1   五脏功能是连属人体的中心五行学说应用于人体其实就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行配人体有脏、腑、体、液、窍、声、神、志等种类，涉及肉体与情志等各个方面，而五脏是这张配属表的核心，其他全部是由五脏派生出来的下位概念。也就是说，腑、体、液、窍、声、神、志等多是随所属之脏来配五行的，其生克也是以五脏为中介的。

五脏相关学说同样认为人体以五脏为中心，连属脏、腑、体、液、窍、声、神、志等范畴。但前面说过，五脏之所以为五，是因为根据脏的定义在腹腔内恰有五者，至于其他范畴不一定界定为五，配属也不必固定。如腑可有六，它与五脏的关系是由经络等确定的，与五行无关；情志可有七，但都由心所主，病理上则与肝关系密切；窍可有九，与五脏关系各有不同，如耳并不是只与肾相关，还与肝在生理、病理上相关联……

要之，五脏相关学说认为，五脏与全身器官之间的配属关系是多方位和多渠道的，是长期实践观察的结晶，还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它不依赖于某一理论的推导。

2.1.2   五脏功能各有特性五行学说以五行之性来类推五脏之性，而中医脏腑学说对五脏功能的认识，更多地从其功能所主、阴阳属性和气血运化等进行分析，有很多超出或不符合五行之性的地方。这些必须以五脏相关学说来归纳。

 如肺脏，生理功能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在五行中肺属金，金曰从革，有收敛、肃杀之义。肺的功能中，与金的肃杀直接对应的是肃降。肃降即肺气向下通降，但肺同时还主向上升宣，升宣与肃降在生理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气道通 . 、呼吸调匀，体内外气体得以正常交换，二者不可分割。因此仅从金的特点而只认识肺的肃降是不完整的。

又如肾脏，五行属水，水曰润下，但中医认为肾中亦有元阳，或曰命门之火，是温煦人体的动力之源。仅从水的特性来认识肾是完全不够的。

如果还局限于五行学说，有关五脏功能的认识就难以整合。五行学说和脏腑学说貌合神离，并行共存而又方枘圆凿，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不圆洽。

《2.2 五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

2.2 五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

人体是一个整体，相互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中医整体观的基本论点。无论五行学说还是五脏相关学说，都是表达这种整体观的理论模式。区别在于表达的方式、方法和内容都不相同。

2.2.1   联系模式五行学说中相生与相克是对事物关系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概括。五脏相关学说继承这一认识，认为五脏之间是促进和抑制的关系。而五脏之间还有不少相互作用是难以用利或害来界定的，例如多脏在共同完成人体某一功能时发挥互补的作用等。因此，五脏相关学说认为五脏之间存在促进、抑制和协同三种作用模式。

促进作用，指一脏在某种生理功能中或某种病理状态下对另一脏发生的滋生和长养等作用。它包含了五行关系中的相生，也包括历代医家总结的反相生、隔相生等内容。

抑制作用，指一脏在某种生理功能中或某种病理状态下对另一脏产生的抑压和制约等作用。它包含五行关系中的相克、乘侮等内容。

协同作用，指两脏或多脏在完成人体某一生理功能，或者在造成与逆转某一病理状态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中医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些生理活动往往需要几个脏腑的配合才能进行。例如消化、水液代谢、血液流通等，其中任一个脏腑的病变都有可能影响协同作用的其他脏腑。

2.2.2   联系渠道在五脏配五行的理论中，五脏生克的依据就是五行有生克，是一种代入公式求解性的应用。但五脏相关学说认为，脏与脏的关联是通过具体的渠道实现的，了解其渠道才能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这些渠道，均与五脏功能或经络有关，通过气、血、津、精等精微物质来发生作用。

以心与脾的关系为例，可以从三个渠道来体现。其一，血的生成与运行。心主血，脾统血，且脾为气血化生之源。其二，气的关系。心主血脉，血行脉中时动力来自宗气，宗气的充沛则赖于脾气充盛。其三，痰与瘀，这是从病理而言。脾为生痰之源，痰浊阻滞胸阳，则可闭涩心脉，因痰致瘀。痰瘀相关是心脾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的体现。

2.2.3   联系特点这是指脏与脏在相互作用时的主动与被动关系。五行生克框架中的生克顺序是固定的，古人用母子、我克、克我等术语表示生克中的主动与被动角色。这种固定顺序过于机械。五脏相关学说认为，在脏与脏相互作用时，何者处于主动地位，既与各脏的功能特点有关，也与作用的渠道有关。

例如在生理状态下，先天之本肾与后天之本脾，常在阴阳气血的滋养方面处于主动地位，供给各脏动力和养分。以肝而言，对肾来说就处于被濡养的被动地位。但在病理状态下，肝则常常有扰乱他脏的趋向，如冲心、犯肺和侵犯脾胃等，因此被古人称为“五脏之贼”，这时又处于影响的主动地位。

《2.3 五脏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不完全对应的联系》

 2.3 五脏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不完全对应的联系

五行学说在古代理论中是沟通天人的中介。通过它，五时、五气、五味、五谷、五畜、五音等都与五脏发生作用，成为病因理论和药性理论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人体与外界存在联系是中医整体论的基本观点，这在引入五行学说之前已经形成，并非五行学说的推论。五行学说将各种零散的观察知识整理成体系，对理论构建有积极作用，但它所建立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一方面，为适应五行，将四季分为五，将六气中的火与暑相合，甚至将种类众多的谷类、畜类等仅选五种来配属，这都是不顾实际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并不可取。

另一方面，外界事物与五脏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必然。例如春天不见得必然肝脏病流行，而肝脏病也不见得于春天才发病；心配属夏但心痹胸痛却高发于秋冬寒冷之时。此外，像“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13] 等以五行生克为基础的预后推论，也是不能机械套用的。五味配五脏古代也有不同配法，有学者研究《黄帝内经》谈五味与五脏都是一组对一脏的论述方式，并非一一对应（中药药性理论中的五味已经不是以味道为基础，而是以功能为依据，实际上成为五脏系统的派生物，因此与五脏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当然这绝不是说原来按五行的配属肯定就不对。以五行为中介将五脏与外界相联系的体系中，包含了大量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资料，很多是有实践佐证的。例如脏腑功能与四时气象、四时阴阳节律的影响有一定规律，五音影响情志和五脏功能也有客观依据，只是其对应性未必那么惟一。五脏相关学说要在继承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分析和确立其关系性及影响规律。

《3 五脏相关学说的特点 》

3 五脏相关学说的特点 　 　

为什么要提出五脏相关学说包容和取代五行？其重要原因是有明显缺陷的五行思维已经影响了人们对中医核心内容的理解。现代社会对中医的各种质疑与非议中，那些罔顾历史与现实的“废医”论当然可以置之不理，不过其中也有合理要求，即希望中医理论能够逻辑清楚，思维理性，理论自洽。中医理论现代化，并非一定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但这几点应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五脏相关学说立足于中医理论的特点，既包含五行学说和中医脏象学说的合理内容，又尽力吸取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认识。其方法学特点是：

1）在实践的基础上保留“五”的配属系统。人体五脏系统的划分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并非为配属五行而分成五类，故五脏相关学说保留中医五脏系统的结构。

2）以系统和结构的观点认识五脏的相关性。五脏相互联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其联系的特点可以借助系统科学和结构主义的认识来阐明。

3）气血阴阳为五脏相关的信息单元和控制因子。五脏相关联的基础不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属性，而是人体气血阴阳等物质与功能相互影响的结果。

4）证伪与证实相结合，以“症状－病机”的逻辑认识五脏关系。中医对五脏关系的认识，是从宏观的症状中分析病机，从病机中得出脏与脏的相互影响模式。现代实验手段暂只能起参考作用。

5）以文献和临床调研为依据，开展五脏相关研究。五脏相关学说中的脏与脏之间相关影响的关系式，并非按五行生克公式推导，而应在文献中总结，在实践中验证，并借用现代手段开展大规模调研来逐一明确，最终整合成新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五行学说是演绎思维，那么五脏相关学说重新回归观察－归纳思维。理论上，演绎逻辑比归纳逻辑完美，但与其不合实际地演绎，不如认认真真地归纳。

五脏相关学说保持了五脏配属结构，包容了五行的关系模式，最大限度上保持中医理论的完整性。不过它打开了五行的封闭循环，形成了全面开放的结构，里面还有大量内容要充实。例如，理论方面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后与中医其他学说如何协调有待进一步完善，实践方面五脏与内外环境的联系在具体生理和病理上如何体现有待逐个地总结……

中医理论的现代化，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全体中医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