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落后不是孤立的, 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国民素质等全面落后的结果
古国沉沦 其谁之过
1644年, 李自成一箭射向明皇宫承天门, 崇祯皇帝自缢, 明朝覆亡。这一年, 东西方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西方,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东方, 中国满洲封建皇族入主中原。这两件事, 对后来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截然相反。
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到17世纪,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西方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中, 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从根本上来看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互推动。十六七世纪以后, 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大批科学家诞生, 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和采矿、冶金等领域大批新技术问世促进了产业革命, 解放了生产力, 繁荣了经济, 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又为进一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铺平道路。同时, 金融、信贷、证券等商业运作也始终与产业革命同步发展。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相互促进, 相辅而行
在同一历史时期, 华夏大地上发生着什么呢?不妨从明朝看起
创造了“盛世”的康熙、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有功, 但丧失历史机遇, 就是大过。对最高统治者的功过评价主要应看他们对历史是促进, 还是促退, 不以一时成败论。在这一点上, 康熙、乾隆对世界大势的识见还不如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后者懂得顺应世界潮流, 变法图强。而中国皇帝脑子里的头等大事始终是巩固自己的皇位和法统。为此, 不惜顽固坚持“重本抑末”, 采取种种措施遏制工商业。不惜闭关锁国, 免得西风东渐, 影响中国的固有秩序。不惜施行愚民政策, 大搞文字狱, 实行文化专制, 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于八股科举应试中, 禁锢在古籍编纂、考订、训诂、集注等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里
整个19世纪, 中国受尽了列强欺凌,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民不聊生, 国将不国。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至今令我炎黄子孙扼腕叹惜, 义愤填膺。遗憾的是, 我们的思维方式总喜欢单向地谴责列强对我们的侵略, 而不愿意双向地同时谴责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责人, 容易自慰、自谅、自弃;责己, 才能自醒、自强、自新。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 就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 从来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奴隶社会如此, 封建社会如此,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 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会不如此。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增长迅速, 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更迫切, 因此它就更如此。侵略的对象总是弱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明治维新后日本强大了, 别人就不敢侵略它了, 相反它却去侵略别的还弱着的国家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晚清这段历史, 从民族感情上看, 是西方新兴列强对东方贫弱古国的野蛮侵略;从唯物史观角度看, 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无情战胜。分析历史不会不带感情, 但也不能只凭感情来分析历史。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不能忘却, 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理应尊重, 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毕竟无法抗拒。
艰难顿挫 可鉴者多
清王朝的败亡已成定局。问题是由谁来完成推翻千年帝制这一历史使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又该向何处去?
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声势浩大, 波澜壮阔, 再一次证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农民一旦动员组织起来对旧政权有巨大的摧毁力量。不幸的是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并不具备革命领袖应有的才能和品格, 致使起义走入岐途。洪秀全对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全然不晓, 在农民起义的大潮涌起时他没有从国外引入先进的理论和政策, 更不可能引入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只能用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口号来动员造反。他像邪教主似地靠装神弄鬼的手段摆布信徒, 他自己又被更会装神弄鬼的杨秀清所摆布。攻破南京, 天下未定, 领导集团内部的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就日渐抬头
19世纪末, 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变法维新。维新人士都想影响最高统治者从上而下地推动变法图强。两国维新人士的初衷和目标大致相同, 但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光绪皇帝不如明治天皇开明和积极, 而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实在太强大。整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熟, 社会变革的条件还没有到位。应该肯定的是, 维新人士在那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到19, 20世纪之交, 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任务终于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但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 帝国主义又纷纷勾结中国军阀, 阻挠革命。辛亥革命后, 皇帝换成了总统, 但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历史作如上回顾后, 聚焦在中国科学技术问题上就比较清楚了。“康乾盛世”时拒绝了科技, “康乾盛世”后又无力发展科技。科技兴则国兴, 国兴则科技兴, 这是被无数现代化国家所证实了的客观规律却未能在中国实现。中国古代, 以四大发明为标志, 科技曾是辉煌的, 但近代落后了。在古代, 科学技术处于科学家自发的小规模实验探索时期, 对社会政治状况的依赖较少, 因此在动荡的社会中, 科学家还可以关起门来, 潜心钻研, 做出成果。如南北朝兵荒马乱之中祖冲之祖孙三代人在数学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使近现代, 这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也相对小些。但近现代科学研究的主流已经不是这种方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 科学研究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民主的政治氛围、自由的学术空间、独特的创新思维、相应的经济保障、合格的人才队伍。这一切, 在那战乱纷纭的年代, 都是无从谈起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结果。世界各国的情况表明, 凡社会政治经济进步的国家, 科学技术也都相应地进步;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 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单独进步。
1921年, 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全国解放,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50多年来, 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也屡有失误和挫折。今天, 在庆贺辉煌的胜利时, 同样应该反思经历的曲折与坎坷, 总结经验教训, 鉴往而开来。
全国解放后, 中国共产党执了政。执政党的工作千头万绪, 但首要的任务是掌舵, 就是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 决定行止。这在解放前是比较明确的。解放后到1956年“八大”, 把握得还是比较好的。因此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蓬勃开展, 12年规划启动, 很多科研机构建立, 科技队伍壮大, 一派兴旺景象。但“八大”以后, 我们党在对中国革命历史方位的把握上出现了分岐。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呢?还是要尽快进入社会主义,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成了尔后20年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现在很清楚, 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是对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错了。抓经济建设, 国家就治;抓阶级斗争, 国家就乱。这在科技战线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1950—1959年科技成果呈指数增长, 每隔1.6年成果翻一番。1959—1962年进入非常时期, 科技成果呈困难的饱和增长;1963—1965年科技成果又呈指数增长, 每隔1.4年成果翻一番。1966—1975年又进入非常时期, 科技成果几乎呈零增长。1976年以后科技成果再度进入指数增长期
但是, 习惯于“左”倾思维方式的同志认为这是倒退, 退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去了云云。纠正“左”, 容易被“左”倾观点的人视为退, 因为参比点不一样。历史上纠“左”, 都似乎在退。欧洲文艺复兴时曾如此, 我党早期纠正多次“左”倾错误时也如此。“左”了, 该退就得退, 还得退够。为此, 我们现在对私人资本的政策, 对市场经济的政策, 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都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政策, 都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对进入社会主义的进程估计也比过去的估计长得多。改革开放20多年来, 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回到了繁荣昌盛的道路, 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当前社会大转型时期, 各种思想异常活跃, 这不奇怪。执政党的主要工作始终是掌好舵, 不为“左”右倾言论和思潮所干扰。一个领导13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大党, 耳边有一些不同声音没有坏处。改革伊始, 难免七嘴八舌, 难免意见分岐。不必争论, 更不必搞什么运动, 批这批那。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 万石之钟不以挺撞起音。改革成功了, 思想自然就统一了。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我国现有上亿文盲半文盲和上亿失业半失业者。尤其令人不安的是, 贪官污吏横行, 假冒伪劣泛滥, 社会治安严峻, 贫富差别拉大。因此, 当务之急是应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管理机制。
迎战未来 成败在我
中国在丧失了多次历史机遇后, 终于警醒。打开国门一看, 才发现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很片面,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很片面。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到“腐朽的、垂死的”时候。它通过自身的调节、改良和完善, 生产力还在发展, 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当年敲锣打鼓地就算进入了的。社会主义是科学, 不是空想。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达到相当高度, 即使自己宣称是社会主义, 也是“不合格的”。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如何面对当今现实, 研究马克思生前还没有研究的很多问题, 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时俱进, 这就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譬如,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已不是解放初期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社会模式, 而发展到了多元模式。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 都已经在中国出现
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后者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需。世界上多次科学地理中心的出现都伴随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如意大利是文艺复兴, 英国是宗教革命, 法国是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 德国是哲学观念的变革, 美国是开国后的思想解放和技术创新
发达国家已由农业经济, 经工业经济, 向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局面。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主要靠科技进步, 从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也主要靠科技进步。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 就要靠科技更大的、跨越式的进步。否则连现有的差距尚难缩短, 遑论“赶超”。因为这是从人均800美元, 向20 000美元的“赶超”。可见, 科技创新何等重要!当然, 从中国当前社会需要来说, 大量的还是应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消化、吸收、提高。不必闭门造车, 事事创新。就整个科技发展而言, 创新是灵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创新。很多工作是常规服务, 应按规范保证质量, 并不是处处都要创新。我在这里先强调这些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搞运动, 平时惰性十足, 运动一搞, 就全民折腾起来。科技创新, 尤其原始创新, 是很严肃的事, 有严格的评价标准。要在关键的问题上, 为关键的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条件, 长期坚持, 取得突破, 而不是大轰大嗡。相反地, 要防止科技创新的贬值!
科技创新要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政府的作用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 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 保证科学民主, 贯彻百家争鸣。现代科技, 不仅已发展到科技社会化, 而且已发展到科技国家化和科技全球化。各国奉行科技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 以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科技要创新, 就该既兴利, 又除弊。很多观念需要更新, 措施需要改革。譬如, 科技的基础在教育。而中国古代教育和考试制度, 都重在培养官吏, 科技教育不在国家体制之内。现代教育有了根本改善, 但应试教育总是挤掉了素质教育, 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也往往有碍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从小要求背书一字不差, 答题不离标准, 作文引经据典, 说话循规蹈矩, 处世四平八稳, 办事按部就班, 写诗要合格律, 唱戏必遵流派。而“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等反映一点创新活动的词都是贬义词。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很老实, 很规矩, 很本分, 少年老成。但是思想受禁锢, 思维不活跃。在国际竞争中, 容易怯场。抓创新, 要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的教育模式和思维模式抓起。又譬如, 近年来科技界日益浮躁。形势好的时候往往容易浮躁。而浮躁的结果, 总是不好。我们曾经在政治上浮躁过, 政治上付出过代价;在经济上浮躁过, 经济上付出过代价。现在科技上也浮躁起来了, 同样也将付出代价。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夸大成绩等现象已屡有发现, 有的为了追名逐利, 参与商业炒作, 已发展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的地步。与浮躁现象密切有关的是科技评估的导向。过去不进行评估, 不好;现在搞烦琐的评估, 也不好。烦琐评估带来的争名利、不团结、送礼金、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越演越烈。科学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 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在必须改革之列。本文限于篇幅, 对此未能尽言, 容后另文讨论。在此, 殷切希望政府积极组织专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匡正时弊, 在为科技创新营造必要的技术平台的同时, 还应构筑良好的精神平台。现在, 我国社会政治状况良好, “科教兴国”已经作为基本国策。相信全国上下将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 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