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 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 城市化已进入加速时期, 无论沿海内地建筑事业都欣欣向荣, 规模大, 发展速, 进步快, 可以说我们有着空前的大好机遇, 我们在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定会出精品, 出学术, 出人才。但是, 也应当清醒地看到, 我们还未充分利用优越的多种条件, 并且还面临着前所未有尖锐挑战。由于中国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市场”的兴旺, 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抢滩”, 甚至作为“新建筑设计试验场”, 这一方面是好的机遇, 可以更好地交流, 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建筑师未能直接主持一些重点工程, 一般只作为合作者、配角, 中国建筑师如何经营自己的舞台?我想种种现象值得建筑学会这类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加以研究。

生产力的提高、资金的集中、建筑市场规划市场热火朝天的背后, 它的不健康的现象或因素 (应该说在积极因素下出现的许多负面影响) 是什么?对此我们认识、准备得不足, 甚至可以说很不足。

现在的危机在于: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 (比如, 1996年国际建协大会上展览的德国柏林扭曲形的摩天大楼) , 现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数特大城市真正地开始盖起来了。中国真正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神州5号”载人飞船——这一令全球华人鼓舞的壮举, 花了多少钱?对比之下我们的畸形建筑结构动辄多花费几亿、十几亿、几十亿, 请建筑史家和建筑经济学家来研究一下, 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走出北京, 在河北省, 有多少城市的每年产值只有几亿、十几亿, 许多地方还是吃饭财政, 好多人还等待扶贫……。造成这种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是全球化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产物, 是建筑界思想混乱的产物, 是我们社会包括我们同行们造神运动的产物。

不堪设想的是, 这些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浇注的摩天大厦在各地一座一座起来之后, 随着这建筑史短暂的一页翻过去之后, 这些建筑将成为时代的“伤疤”, 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

希腊学者亚历山大·楚尼斯教授在《国际建协《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的序言中写道: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 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 形成了强烈对比。非形式主义反对所有的形式规则, 形式主义则把形式规则的应用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二者的对立如此鲜明, 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同出一源, 认为任何建筑问题都是孤立存在的, 并且仅仅局限于形式范畴。出于获取愉悦、表达象征或者广告宣传的目的, 大量的先进技术手段被用于满足人们对形式的热切追求, 这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从分析形式的风格和类型, 到表达复杂的形式构成, 再到构筑最奢华的形式梦想, 其中的技术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先进和发达,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屈从于对形式主义的幻想、好奇和迷恋^[1]。

请看这几年来, 北京的巨型结构的游戏, 不正是如此吗?建筑道路正面临着变化, 如果说50年前中国在苏联的影响下, 一度存在所谓“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迷失, 那么, 今天则走向另一种迷失, 即全然抛却建筑适用、经济等基本原则, 追求“前所未见”的形式, 所谓新、奇就是一切!对所在环境完全不顾, 浪费在所不惜在这种思潮影响下, 数亿、数十亿元资金的流失在所不惜!这正常吗?这能作为中国建筑发展的方向吗?作为中国的建筑专家、科学工作者, 就只能无原则地屈从于少数决策者的好恶, 无动于衷, 无所作为吗?我们需要敏感地、清醒地看待这种现象, 要走出困惑。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今天生产力空前发展, 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在提高, 建设量如此巨大, 而建筑的规划决策、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每每缺乏科学的论证, 而土地一旦被占用, 不合理的城市结构一旦摊开, 就难以逆转, 对未来将会造成极大的被动。正因如此, 在当前端正建筑的发展方向就更为重要, 也更为迫切。

在种种西方建筑流派的嘈杂声中, 种种迹象说明有人在反思, 在批判。例如, 荷兰贝尔拉格学院 (Berlage学会) 日前在进行一项建筑研究, 提出6个建筑基本问题进行调研1:

在今天社会中, 建筑师是什么?

具有创造性的建筑师如何定义?

建筑师如何进行建筑实践工作?

建筑师的责任是什么?

建筑师的实验室是什么或在哪里?

建筑教育向何处去?

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建筑界也产生困惑, 结论未必一致。

早在上个世纪末的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上, 一些人提出“回归基本原理”2等等。建筑理论的研究也在受到重视, 德国《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代》^[2] 一书讨论到历史上有关建筑的一些基本概念、建筑 (城市) 基本原理的发展。例如, 维特鲁威对于建筑的一些基本概念:程序、布置、整齐、均衡、得体、经营等等。他的论著在文艺复兴时代被普遍接受为建筑学的神圣经典, 阿尔伯蒂不仅对维特鲁威对“实用 (ultilitas) ”概念等有所发展, 并认为:“建筑等式样纷繁、变化万千, 主要是由于人类心灵等复杂多变而造成等”, “美是存在于整体之中的多个局部的呼应与协调, 就如数字、比例与分布、彼此协调一致一样, 或者说这是自然所呼唤的一种规则”, “功能性建筑既要满足要求, 也要满足使用……虽慷慨大方而不失于奢侈, 虽节俭朴素而不失于屈辱”, ……

17～18世纪以后, 有比较大的变化, 强调理性、个性、经济等, 在19世纪的法国, 建筑理论强调理性、经济、结构功能主义, 提出“节约的理性 (raisons d′écomomie) ”。例如, 芳汀内 (Fontaine) 发现文艺复兴时代的“某些美学价值”如同“实用”、“个性”、“美观”以及“经济”等, 并从中表现节约的理性, 认为建筑的目的是“用最简便的方法, 获得最大的效益。”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又有一个大的变化, 从美国开始是有机、功能, 对装饰的反对, 德国则从工艺美术运动出发, 着眼于建筑的工业化……, 但都还有线索可寻。从上述的粗略罗列, 应该说总的还是一脉相承的, 并在不断地变化、充实, 有时是比较大地变化。但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遵循建筑的基本原则。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 各种主义林立, 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为什么在20世纪60—70年代后30多年来涌现出那么多的“主义”, 什么“近代建筑的死亡”等等, 这一方面是对近代建筑较长时期教条化, “一统天下”的否定、反思与补充, 走向美学观的多种探索, 这可以看作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 歧路徘徊;但建筑从本质讲, 总是受到功能、经济、技术、环境等种种条件的制约, 不可能像纯艺术那样随心所欲。新技术的发展可以产生新的美学观, 但不能仅仅为形式的创造服务, 建筑归根到底适应社会的需要, 但作为社会的生产, 要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的要求, 不能忽略其人为因素。这一点, 已写进《北京宪章》中。

建筑是只能联系环境来处理问题的开放系统, 而整合其不同发展方向, 找出其新生长点, 可能是新时代建筑发展的必由之路。

例如:人居环境科学核心学科的整合。1999年UIA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明确提出, 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三位一体, 融贯发展^[3,4]。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 进一步注意到:

一方面, 相当一段时期来, 建设项目愈大, 涵盖范围愈广, 每每涉及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三个方面 (乃至更多方面) 的专业内容。国际上有些重大的竞赛明确规定只有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园林设计师联合才能参赛,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大现象。

另一方面看, 创造性设计需要多学科的融贯。目前项目的开展多是某一专业工作者为主导, 其他方面专业配合的工作模式。如果主持设计者 (一位或数位) 能有多方面的修养, 其创意更能高屋建瓴, 发人所未发。这也为近年来重大工程设计中优秀的作品所证明。

这三者的共同点:

1) 它们的目标是共同的, 即以人为本, 共同创造宜人的聚居环境 (简称人居环境) ;

2) 宜人除物质环境的舒适外, 还有生态健全, 回归自然;

3) 共同致力于土地利用, 充分保护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

4) 共同建立在科学与艺术的创造上;

5) 共同寄托在工程学的基础上……

这三者互相交叉, 互为渗透, 互为补充, 综合创新, 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

从学术与理论发展来看, 建筑、地景、城市规划学科都在展拓:

——建筑方面走向广义建筑学。这已写入《北京宪章》, 为国际建筑界所承认。

——规划方面更在走向多学科的融合, 涉及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等内容。这是学术发展的大趋势。

——园林学也不例外, 当重视、探索其发展。

三个学科在“展拓”的过程中, 都有互相融合与变革的一面。

三者的学术发展都以方法论的变革为基础, 一般而论, 从线性思维走向复杂性科学, 甚至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它的一般的、共同的问题, 但针对每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还要具体创造。

我们要重视方法——复杂性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 要粉碎封闭的疆界, 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新建立联系, 努力掌握多方面性, 发展的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整合作用到整体^[5]。

我们要看到当前工程学的重组 (reengineering) 、建筑学的重新思考 (rethinking architecture) 、建筑学的重新发现 (rediscover architecture) 、建筑知识系统 (knowledge-based architecture) 等种种思潮;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学术要走向新天地, 即走向多学科的交叉, 把更多的建筑要素纳入进来, 面向多元求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样会削弱建筑的作用, 建筑仍然是主导专业 (leading discipline) , 就看你建筑师能否在新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视野与能力, 驾御这些新的元素, 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科学要发展, 艺术当然也要重视的, 不仅必不可少, 而内容却空前宽阔了, 另一种学术高峰等待我们去攀登, 进行新的创造。

也正是在以上学术论点的思考下, 若干年来, 我国城市要试行总建筑师、总规划师、总工程师制度。

全球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有其积极的意义, 也有负面的影响, 虽然有些论点尚在争议之中, 无论如何, 作为文化多元, “地区文化”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人类因为不同地区 (自然、地理、文化的传统) 而丰富多彩, 我们应该为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化而自豪, 但也不能因当今世界“强势文化”的一片汪洋所倾斜, 而不能看到传统文化一时处于“弱势”而失去自尊、自觉、自新。

另外, 也要看到在一些传统城市、历史地区、文物古迹、风景名胜、自然遗产、非物质遗产等都在因急剧的城市化与旅游发展等频遭破坏或处于毁坏的前夕, 面临的极度困难, 对建筑文化内涵的探索、创造、整理、发展地方建筑文化, 还要有一个艰巨的行程, 需要作持续的艰苦的努力。但若干年来, 我在规划设计实践挖掘文化内涵中也尝到一些甜头。

兹举一例说明。济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多泉水, 故有“泉城”之称;有大明湖, 所谓“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是大明湖的最好写照。此外, 城市尚有千佛山及城北沿黄河一带山峦, 所谓“齐烟九点”。去年, 我和创作集体应山东之邀, 参与规划该城风貌带, 见大明湖周边高楼林立, 已经破坏了大明湖的天际线、湖区建筑群间协调与人的尺度感, 而旧城一带安插了过多的房屋, 在目前经济条件下, 短时间内无财力治理, 苦思不得其解, 颇为焦虑, 后想到山东资深建筑师方运承先生有开发“华山”之议, 经考察山形甚佳, 周边地区未多开发, 念及秦代经营咸阳, “表南山之巅以为阙”, 唐修大明宫, 面对“终南山子午谷”;唐修洛阳宫以“伊阙”为南中轴线, 均面向山岳豁口为南大门。借鉴历史经验, 济南的旧城新区发展, 何妨反其道而行之, 以南部千佛山为基点, 北经大明湖开发新区, 北向黄河, 以“华 (不注) 山”与“鹊山”为阙, 开发济南新传统风貌带, 并引小清河水及湿地开发“北湖”, 与大明湖映带南北。特别要提出的是, “华不注山”历史上是济南名山, 李白、曾巩、元好问等均曾游览是地, 留下名句, 赵孟■尚有名画“鹊华秋色图”, 即描写此两山一带景色, 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既有历史渊源, 又有枕黄河两岸的地理优势, 用今天颇为流行, 而我并不太喜欢的话, 叫“打造某城品牌”, 这个“品牌”前辈人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应予坚持的是发掘历史文化内涵, 凭借地景特色, 因地制宜妙写大块文章, 规划贵在创意, 何必东施效颦。

历史上, 中国建筑文化光辉灿烂;在新世纪, 新的光辉时刻必然到来。关键在于科学与人文的融汇, 建筑艺境的创造。

我们应该有自信和勇敢地从中探索创造未来!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在这里更要强调建筑师的修养问题。这个问题早在维特鲁威就已经强调, 文艺复兴达芬奇也作过论述, 这里我想再引用阿尔伯蒂的几句话:

“建筑学是一门十分高尚的科学,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 一位建筑师应该是一位天赋极佳之人, 是一位实践能力极强之人, 是一位受过很好教育之人, 是一位久经历练之人, 尤其是要与敏锐的感觉与明智的判断力之人,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 才能有资格声称是一位建筑师。”

在新时代, 在新的形式下, 建筑师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业务修养, 他不论做任何工作, 基本的必须是一位学者, 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就要求我们“古今中外, 一切皆为我所用”。如果说, 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 是过去对一个人学识的赞美之词, 今天则要成为建筑师的基本素质, 当然, 每个人的修养仍然会不一样。

多年来, 学会同志努力工作,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为了适应当前及未来发展形势, 要认识非政府组织 (NGO) 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作用, 要进一步办好学报, 推进学术活动, 充分发挥作为政府部门、高等院校、重要设计机构、专家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作用。在搞好本国工作的基础上, 要积极地以多种方式增进与国际的学术交流。1955年, 陈毅副总理接见中国参加国际建协第4届大会代表团时劝勉:“中国建筑要走向世界”, 这不仅是学术走向世界, 更具体的是, 让中国建筑创作的成就、建筑师的才华、道德、伦理立于世界建筑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