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现状与展望

李业芳 ,  苏艳芳 ,  王晶 ,  魏新华 ,  赵文轩 ,  余大为 ,  孙研研 ,  贾亚雄 ,  马月辉 ,  侯水生 ,  蒋琳

中国工程科学 ›› 2025, Vol. 27 ›› Issue (5) : 165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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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科学 ›› 2025, Vol. 27 ›› Issue (5) : 165 -179. DOI: 10.15302/J-SSCAE-2025.05.014
种质资源安全战略研究

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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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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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畜禽种质资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战略基础，其安全状况关系到畜牧产业发展和国家种业安全。为系统认识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现状与问题，并提升资源保护能力，亟需在全球视角下开展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基于国内外数据库与政策文献，结合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成果，系统梳理我国畜禽种质资源在经济、育种、文化、生态、医学和社会等方面的多重价值，并从品种多样性、濒危状况、原位活体与异位离体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比分析国内外保护体系，揭示国际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我国畜禽种质虽资源丰富、体系初具规模，但在多样性监测、保护覆盖度和技术支撑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未来保护工作建议：加快构建种群动态监测与评估信息系统，健全原位活体与异位离体保护体系，强化冷冻保存等关键技术研发，进一步提高保护覆盖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本研究为理解国内外畜禽资源保护趋势、推动我国保护体系高质量构建与运行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Abstract

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s are a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ir security status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stock industry and the safety of the national seed sector. To systematically asses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livestock germplasm conserv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to enhance China's conservation capacities, an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s urgently needed. Ba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atabases and policy documents, and drawing on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national census of 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multiple values of China's 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s across economic, breeding, cultural, ecological, med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It compares conservation system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breed diversity, endangered statu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in situ and ex situin vivo conservation, unveiling global trends in 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s conser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China possesses abundant 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a conservation system of an initial scale, significant gaps remain in diversity monitoring, conservation coverage, and technical support compared with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conservation efforts in China. These include developing a population dynamic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in situ and ex situin vivo conservation framework,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echnologies such as cryopreservation, thus to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coverag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global trends in livestock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ina's conservation system.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畜禽种质资源 / 资源价值 / 品种多样性 / 濒危状况 / 原位活体保护 / 异位离体保护

Key words

livestock germplasm resource / resource value / breed diversity / endangered status / in situ conservation / ex situ in vivo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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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业芳,苏艳芳,王晶,魏新华,赵文轩,余大为,孙研研,贾亚雄,马月辉,侯水生,蒋琳. 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现状与展望[J]. 中国工程科学, 2025, 27(5): 165-179 DOI:10.15302/J-SSCAE-2025.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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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我国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指出，要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作为首要行动[1]。畜禽种质资源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畜牧业目前约占农业总产值的40%[2]，其经济价值与社会功能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然而，在现代化与集约化生产的浪潮下，本土品种面临群体萎缩、遗传多样性流失等严峻挑战，国际竞争加剧，世界各国正在积极抢占优质种质资源和产业科技的制高点[3]。

我国是全球畜禽生产与消费大国，不仅拥有丰富的畜禽种质资源，而且地方品种在肉质、抗逆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国内外新品种培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加强畜禽种质资源安全是保障我国产业发展安全和国家种业安全的根本之基[4]。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等建设逐步完善，资源普查持续推进，法规政策逐渐健全。然而，由于我国保护工作起步相对较晚，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保种力度仍显不足，部分地方品种群体数量持续下降，濒危风险加剧；二是保护与开发利用脱节，资源价值未得到有效挖掘与转化；三是财政投入和激励机制有待加强，难以支撑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推进。针对上述问题，已有研究已提出多项改进建议，涵盖资源价值挖掘、政策扶持、机制完善等多个方面，旨在提升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系统性和长效性[3~6]。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国内视角，主要围绕政策梳理与保护实践，尚缺乏基于系统数据的中外畜禽种质资源多样性、濒危状况及保护现状的定量化比较，对我国在全球保护体系中的定位与薄弱环节缺乏深入剖析。随着我国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以下简称“第三次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7]，相关数据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为重新评估我国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与保护成效提供了新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亟需从全球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的现状，明确其在国际保护形势中的相对不足与提升空间。

本文综合国内外数据库和政策文献，评估我国畜禽种质资源的多维价值挖掘现状，系统对比中外品种多样性、濒危程度与保护体系，揭示我国在全球保护格局中的不足与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的发展趋势，提出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向，为实现保护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国际化视角的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

二、 畜禽种质资源的重要性

（一） 支撑国民经济发展

畜禽种质资源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全球食品体系的基石之一，在各国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看，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40%，保障了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8]。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2023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达16 908亿美元，畜牧业产值达5170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均居于领先地位。我国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0.05%，高于印度（27.69%）、巴西（26.72%）等发展中国家，但与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畜牧业高度集约化的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在优质种质资源的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见表1）。因此，加快种质资源的挖掘、评价和创新利用，是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之一，也是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保障。

（二） 保障畜产品有效供应的经济价值

畜禽种质资源是保障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供给的基础支撑。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与消费升级，过去20年动物性食品需求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2023年全球肉类产量达3.7×108 t，蛋类产量近1×108 t，乳制品产量近1×109 t。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畜禽生产国，畜禽养殖量、肉和蛋产量均居于全球第一。2023年肉类产量达9.75×107 t，占全球总量的26.35%；蛋产量为3.563×107 t，占全球总量的36.58%；奶产量位居全球第五。然而，我国畜禽单产水平仍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见表2）。尽管我国拥有丰富多样的畜禽良种资源，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超75%[9]，且地方品种在抗病性和繁殖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受限于生长速度较慢和生产效率偏低等因素，部分品种的单产水平较低。因此，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优化生产效率、提高单产将是未来我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 助力产业振兴的育种应用价值

畜禽种质资源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基石，其高效利用关系到产业振兴的可持续动力。遗传改良和品种培优在种业升级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借助本品种选育、杂交育种等传统育种技术以及基因组选择、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新兴育种技术，地方优质种质的抗病力、繁殖力和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作为畜禽资源大国，我国依托本土品种并引进改良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培育出306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有效增强了核心种源的自给能力和种业国际竞争力。例如，“圣泽901”“广明2号”“沃德188”等白羽肉鸡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育种水平已与国际接轨甚至超越，打破了对白羽肉鸡种源的进口依赖[10]。

地方优良品种不仅具备优异的经济性状，也是打造特色畜牧品牌的关键支撑。各地依托生态优势与本地畜禽资源，开发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品牌，如宁夏“盐池滩羊肉”、湖南“酃县白鹅”和内蒙古“锡林郭勒奶酪”等，成功入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名录。这些实践为实现农业品牌化、多样化、高端化提供了路径参考，也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11]。

（四） 传承发展中的社会文化意义

畜禽赋予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也很重要[12]。畜禽在许多文化中象征社会地位，是人际交往与社会仪式的重要载体。畜禽所生产的独特产品，不仅是地方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例如高邮双黄蛋、南京盐水鸭、金华火腿、新疆烤羊肉串、酸马奶等。许多与畜禽相关的传统活动或节庆丰富了人类生活，如西藏赛马节、牦牛节等节日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此外，本地畜禽品种外观特征赋予景观独特的视觉价值，而其特定行为（如放牧习性）则在景观生态维持中发挥关键作用。

（五） 推动绿色农业发展的生态价值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汲取传统农业智慧，推动生态循环农业的传承与创新。畜禽种质资源在生态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其独特的消化转化能力，可高效利用农业废弃物与低值饲料，转化为有机肥与优质畜产品，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与价值提升[13]。例如，在种养结合的农业体系中，北方旱作区利用牛马役畜助耕、粪肥还田；南方稻作区形成“牛耕稻作、猪食糠麸、粪肥田地”的多层次循环模式。贵州黔东南地区的三穗鸭、天柱骡鸭等参与“稻鱼鸭”共生系统[14]，不仅产出优质肉蛋，还通过啄食杂草与害虫、排泄有机质为水稻和鱼类提供营养支持，实现了生产与生态效益的协同提升。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重庆荣昌猪养殖系统和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等23个生态农业系统已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15~21]，彰显了我国生态农业模式的可持续价值。

（六） 庇佑人类健康的医学价值

随着现代医学与动物实验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特殊畜禽资源的医学研究价值被发掘，尤其在我国畜禽的动物模型开发、医药研发及健康保健领域展现出显著潜力。以猪为例，其不仅是研究人类疾病的重要实验模型，也是器官移植手术中极具前景的供体来源。例如，荣昌猪中的纯白突变个体因存在听力障碍，成为研究人类遗传性耳聋疾病的理想动物模型，具有重要的生物医学应用前景；五指山小型猪近交系作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验动物资源，已广泛应用于新药评价、食品安全检测、生物敷料研发及异种移植等领域，为建立标准化人类疾病模型和推动药物创新提供了高质量的实验载体。

（七） 促进脱贫致富的社会功能

在“三区三州”等国家深度贫困地区以及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的脱贫攻坚过程中，畜禽遗传资源助力脱贫致富的作用日益凸显，涌现出多个具有推广价值的成功典范。例如，凉山黑绵羊为高原地区珍贵的黑色绵羊之一，耐粗饲、放牧性能好、抗病力强、肉毛兼用，被誉为“高原黑精灵”；其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该地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长期以来，畜牧业特别是羊产业是凉山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黑绵羊养殖是许多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22]。通过发展以凉山黑绵羊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畜牧业，2020年凉山州普格县、布拖县等国家级贫困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又如，浙江湖州积极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先后向新疆柯坪县、四川广安市等地选送湖羊种羊，带动当地5000多户农户实现增收脱贫[23]。《从“湖羊进疆”到“湖羊入川”开辟贫困人口增收新路径——浙江省湖州市“湖羊”本土种质资源开发减贫案例》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评选为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的最佳实践案例[24]。

三、 国际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的现状及趋势

（一） 国际畜禽品种多样性

1996年，FAO建立了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旨在收集、保存和分享全球动物遗传资源的信息和数据，并致力于推动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截至2024年年底，DAD-IS记录了全球200个国家的8800多个品种信息，代表了39个物种。除去已灭绝品种，全球现存畜禽品种有8271种畜禽遗传资源，其中地方品种（仅在一个国家分布）为7160个（家畜4950个，家禽2210个），占总数的86%；区域性跨界品种（仅在一个区域内的多个国家分布）为547个（7%），国际性跨界品种（在全球多个区域内分布）为564个（7%）（见图1）。此外，DAD-IS还记录了蜜蜂属6个品种以及无刺蜂属10个品种的信息。

（二） 全球畜禽品种濒危状况

FAO 制定了一套濒危等级划分标准，根据繁殖雌性和雄性的数量来评估畜禽品种的濒危程度，分别为灭绝、濒临灭绝、濒临灭绝 ‒ 维持、危险、危险 ‒ 维持和无危险[25]。DAD-IS最新数据显示，在86个有报告畜禽濒危状况的国家中，总计有1962个品种被认为面临灭绝的危险，占比约为28%；904个品种是处于“无危险”状态，占比约为13%；超过一半的畜禽品种（4174个）风险未知（见图2（a））。这与2022年全球濒危状况相似[26]。其中，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畜禽品种濒危占比最高，达到了67%，其次是北美及欧洲地区畜禽品种的55%被确定为濒危。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北美和欧洲地区的畜牧业高度专业化，畜产品的生产由少数几个品种所统治。尽管以上区域的濒危情况最为突出，但其他区域也存在较大问题，因为有较大数量的品种濒危状况目前未知。例如，在西亚及北非、中亚及南亚地区有70%的畜禽品种濒危状况未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达到了84%和88%；除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以外的大洋洲地区甚至没有畜禽品种濒危状况评估等级的记录（见图2（b））。

畜禽品种多样性下降的持续性趋势，使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目前提供最新数据的国家数量有限，阻碍了对全球家养动物多样性进行有意义的评估。因此，各国必须加大力度，收集准确推断畜禽品种濒危风险所需的数据。

（三） 全球畜禽种质资源保护情况

畜禽种质资源多样性主要通过两种互补的方法来维持，即原位活体保护和异位离体保护。原位活体保护主要通过在资源品种原产地建立保种场或保护区的方式，对该资源开展利用的同时进行资源的活体保存[2]。全球84%的国家对境内至少一个物种实施了原位活体保护计划，其中欧洲、中亚、东亚和北美的国家比例达到100%。但是从品种覆盖度来看，原位活体保护覆盖的品种比例平均仅占23%。美国家养动物资源保护起步最早，发展最完善，对猪、牛、羊、鸡等主要畜禽的原位活体保护品种覆盖度比例达100%，欧洲为40%，其他地区仅不足20%[27]。

另一种保护品种多样性的方法是将畜禽精液、卵子、体细胞等遗传材料通过低温保存方式储存在基因库中，这被称为异位离体保存[27]。濒危品种比例保持稳定或下降，加之遗传材料低温保存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保障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安全。然而，87.6%（6902个）的本地品种和79%（1831个）的跨界品种没有进行遗传材料保存和记录；只有4.4%（347个）的本地品种和11%（257个）的跨界品种遗传材料保存了足够数量，8%（622个）的本地品种和10%（234个）的跨界品种遗传材料保存不足。从区域来看，北美和欧洲保存水平相对较高，分别有5%（183个）的本地品种和15.8%（116个）的跨界品种达到保存要求；中亚和南亚的保存比例也相对较好，除此之外的亚洲其他地区对本地品种的保存比例普遍不足5%（见图3）。整体来看，全球遗传资源保存仍存在较大不足，亟需各国加强基因库建设，扩大遗传材料的保存覆盖与数量。

（四） 国际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发展趋势

当前，全球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在品种风险评估和遗传材料保存方面仍存在不足，且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高度集约化生产模式造成的遗传瓶颈、新型疫病的频繁暴发以及市场需求不断变化，使得畜禽多样性日益脆弱，也令保护工作在复杂性和紧迫性上不断升级。为应对这些挑战，欧美等多个国家已相继制定畜禽种质资源保护战略[28~30]，旨在减少资源流失并促进遗传多样性的可持续管理。

这些保护战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构建国家级保种中心体系，并联动地方各级保种单位，建立覆盖国内外的区域性畜禽种质资源信息网络，开展资源数量监测、性状特征描述及生产性能记录工作。以种业发达的欧美国家为例，由政府成立全国家养动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委员会，建立国际动物遗传资源信息网络。例如，FAO的DAD-IS整合了全球182个国家的动物种质资源信息；欧洲家养动物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EFABIS）和基因库网络（EUGENA）由欧盟成员国共同运作；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全美种质资源信息网络（AGRIN），不仅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还吸纳了巴西、加拿大等国家参与，未来还计划整合墨西哥、哥伦比亚、菲律宾等国家的畜禽资源数据，以推动国际信息互联与合作。我国目前已成立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并建立了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共享平台，提供遗传材料保存类型和数量、品种特征描述、基因组序列等信息，初步实现了信息资源的集中管理。然而，目前尚缺乏国家级种质资源库与各省级基因库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以及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域性信息网络协同。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架构，强化国家与地方、国内与国际的资源数据互联共享机制，提升我国在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领域的全球协作能力与影响力。

其次，持续开展原位保护和异位保护行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建立原位活体保护和异位离体保护体系，根据风险程度建立品种保护机制，对于地方品种保护覆盖度较高的欧美等国家，已开始重视引进品种的原位保护。对于异位保护，全球已建成120多个种质资源基因库，欧美发达国家更率先建立了超低温的精液胚胎库、细胞库、基因库、组织样本库、种质信息系统为一体的现代化国家级动物种质资源库，以妥善保存收集到的种质资源，在资源保存量、保存类型及信息化管理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31]（见表3）。为提升基因库中遗传材料冷冻保存的效率与质量，FAO发布了《动物遗传资源冷冻保存创新技术操作指南》，系统阐述了基因库管理策略、质量控制体系、生物材料选择与保存、长期保存质量评估、信息数据管理、遗传变异分析、法律法规配套、技术培训及公共宣传等核心内容[32]。近年来，保护基因组学整合基因组测序和群体遗传分析技术[33]，能够在种群规模缩小、遗传多样性下降前，快速识别核心种质和关键适应基因，指导建立核心保种群体，防止遗传资源不可逆损失；并借助共享数据库和生物信息平台，推动跨区域协同，实现精准、长期和动态的种质保护[34]。这些行动可为我国开展基因库建设与运行管理提供重要的技术参考。

最后，建立国家与地方层面的畜禽种质资源保护政策与法律框架。该框架需包括充足且长期稳定的资金机制、机构与人力能力建设，并通过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目标的实现。同时，应提升公众与利益相关方的教育、认知和协作，在整个价值链及社会层面形成广泛联盟，以提高保护行动的有效性与韧性[28]。如美国、欧盟、巴西、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种质资源保存，划拨专项资金保障保种工作的持续推进，同时联合育种协会、行业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保护任务；还通过推动符合市场多样化需求（如高品质、有机、地理标识产品）的品种发展，适度开放自然保护区，挖掘品种相关的文化价值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提升保种效率和产业活力。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层面的财政投入也逐步加大。然而，受制于我国地域辽阔、资源类型复杂等现实条件，目前种质资源保护资金仍以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为主，市县级财政和企业投入相对有限，整体投资渠道较为单一[5]。此外，全国不同畜禽地方品种的产业化开发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品种开发率低于70%，部分品种开发率不足30%，资源流失风险依然突出。未来应着力打破机构间壁垒，推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策、资金、资源和技术的协同整合，营造有利于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策环境。通过构建多方参与、分工明确、资源共享的保护与开发协同机制，切实提升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的系统性、持续性与应变能力。

四、 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情况

（一） 我国畜禽品种多样性及数量变化

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丰富多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了三次全国性畜禽遗传资源调（普）查，系统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及引入品种的遗传信息。第一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以下简称“第一次调查”）开始于1976年，历时8年之久，初步摸清了除西藏以及部分边远地区外的畜禽品种资源家底，并于1986—1989年先后出版了猪、牛、羊、马驴、家禽5卷志书，共收录地方品种194个、培育品种45个和引入品种43个，共282个[35]。2006年第二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以下简称“第二次调查”）工作启动，历时3年基本摸清了当时我国畜禽资源状况，编纂并出版了《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包括猪、牛、羊、马驴驼、家禽、特种畜禽和蜜蜂7卷志书，共收录畜禽地方品种556个、培育品种109个、引入品种103个及其他品种8个，共776个[11]。

2021年3月，农业农村部启动了第三次普查，同期开展蜂和蚕遗传资源普查。本次普查历时3年，首次全面系统摸清了畜禽、蜂和蚕遗传资源的全国家底，实现了普查品种、关键指标和普查区域的全覆盖，填补了我国畜禽、蜂和蚕遗传资源表型特征数据空白[36]。根据第三次普查结果，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修订工作，形成《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4年版）》，同时制定了《国家蜂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4年版）》《国家蚕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4年版）》，分别收录畜禽品种及配套系1090个、蜂品种及配套系39个、蚕品种307个，共1436个[37]。

根据名录记录，我国拥有33种畜禽，包括17种传统畜禽和16种特种畜禽，涵盖了FAO统计畜禽种类（39种）的85%；共有1090个畜禽品种，约占全球畜禽现存登记品种总数（8271个）的 13%。拥有东方蜜蜂（又称中华蜜蜂、中蜂）和西方蜜蜂地方品种15个、培育品种7个、引入品种9个和其他蜜蜂亚属及其他属8个。拥有家蚕地方品种124个、培育品种65个和引入品种46个，柞蚕地方品种26个、培育品种44个和引入品种2个（见表4）。

三次调查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地方畜禽及蜜蜂品种数量在持续增长，从首次调查的194个增至第二次的556个，增幅达187%；第三次增至636个，增长14%，反映出资源保护与挖掘成效初显。培育品种及配套系从45个增至109个，再至314个，分别增长142%和188%，表明自1990年以来育种技术不断进步，生产性能显著提升。引入品种及配套系数量亦呈上升趋势，从43个增长至171个，总体增幅近4倍，体现国际种质资源引进力度加大（见图4（a），其他蜂资源未包含在内）。在品种组成结构方面，前三次调查中地方品种占比由约70%降至56.7%，而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比例上升至28%（见图4（b）），显示政策扶持、市场需求与技术突破共同推动了优良新品种的培育与应用。

（二） 当前我国畜禽品种濒危状况

第三次调查发现，与第二次调查相比，畜禽地方品种数量未减，还重新找回了10个曾经宣布灭绝的品种，如河南项城猪、山东烟台䅟糠鸡等[7]。通过品种濒危等级评估，发现我国蜜蜂品种均处于安全状态，而河套大耳猪等61个畜禽地方品种受到不同程度威胁，占地方品种（类群）总数的9.8%，较第二次调查畜禽地方品种濒危比例下降了4.2%[4]，远低于全球畜禽品种濒危比例（27.87%）。其中处于濒临灭绝状态的品种有24个，严重危险状态的品种有13个，危险状态品种有24个。猪的濒危品种数量（类群）达到了35个，牛11个，家禽6个，羊4个，其他畜种共有5个。

第三次调查期间对确定的61个濒危品种紧急启动抢救性保护行动，制定《濒危畜禽品种抢救性保护方案（2022—2026年）》，编制“一品一策”保护方案，按品种成立技术专家组和工作组，构建抢救性保护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不灭失[36]。首次采集到敖鲁古雅驯鹿、吉林梅花鹿、四川白兔等遗传材料，实施活体保护、遗传材料采集等措施；加强了对淮北毛驴、威信白山羊、晋江马、蒙山牛等30余个畜禽地方品种的保护，组织抢救性收集保存畜禽遗传材料超过20万份[38]。通过开展多方位的抢救性保护措施，61个濒危品种安全状况整体向好，灭失风险得到有效控制[7]。

（三） 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当前，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实现了原位与异位相结合、活体保护与遗传材料保存相补充、国家与地方相衔接的多元化保护体系。

原位活体保护在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二十年来，我国先后投入大量资金，现已建立了204个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场、25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和7个活体基因库。针对国家级保护品种，159个国家级品种全部建立国家级保护单位，实现国家级保护品种活体保护覆盖率达到100%[39]。236个国家级保护场和保护区共保护国家畜禽和蜜蜂品种（类群）173个，实现所有地方品种（636个）活体保护率27%。约80%的国家级家禽保护品种（鸡75%、鸭80%、鹅82%）和所有国家级蜜蜂保护品种在国家级活体基因库都有备份，与国家级保种场（区）共同形成“双保险”。3个国家级蚕遗传资源基因库位于辽宁、江苏和重庆，保存蚕遗传资源2000多份。

异位离体保存是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的有效补充。目前主要有2个国家级基因库开展畜禽遗传材料的收集和保存，其中国家家畜基因库依托于全国畜牧总站，主要收集保存珍稀、濒危、优异的家畜遗传材料，资源保存总量达到127万份[36]，并实现159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遗传材料保存覆盖率100%[40]；国家家养动物种质资源库依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长期开展家养动物种质资源收集、整合和保存理论及技术方法的研究，包含了特种动物种质资源库、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区域性畜禽基因库等10个分库，并建立信息库和实物共享服务平台（https://cdad-is.org.cn/）。目前共保存包括猪、牛、羊、鸡等752个畜禽品种的遗传材料达220万份，包含国家畜禽品种426个，覆盖率为39%。其中保存地方品种覆盖率50%（313个），培育品种及配套系覆盖率19%（59个），引入品种及配套系覆盖率33%（54个）。此外，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正在建设，规划超低温保存遗传材料3300万份，为全球最大规模畜禽种质资源中心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四） 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技术保障

通过体外冷冻保存技术保存生殖细胞、胚胎和组织等遗传材料，维持其存活率和功能状态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41]。并利用体细胞克隆等生物技术，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复原所需要的种畜个体，对于濒临灭绝的品种实施有效抢救性保护，并为将来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很大的潜力[42]。

目前，精液冷冻保存是我国畜禽遗传材料保存的主要形式，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优良种公畜的利用效率，且具有保存效率高、成本低廉、操作简便等优点[43]。国内已建立涵盖牛、猪、羊、马、驴等物种的完整精液冷冻保存技术标准[44~47]。特别是牛和羊的精液冷冻保存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保种及生产实践中[48]。鸡的精液冻存技术率先取得突破，复苏后受精率达到60%以上[49]，已成功应用于30余个珍稀濒危鸡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并建立了精液品质检测方法标准[50]。

体细胞冷冻保存是我国第二种主要保存形式。2000年，我国率先提出利用体细胞保存畜禽遗传资源的构思，自主研发了体细胞保存技术和细胞生物学特性检测方法，2006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畜禽遗传资源体细胞库，保存了43个珍稀畜禽品种的体细胞2万余份[51]，目前已累计保存5万余份。依托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实现了濒危樟木牛和阿沛甲咂牛的克隆复原，开创了国际先例，且出生存活率达到20%，克隆效率居于国际领先水平[52]。

此外，家畜胚胎干细胞和家禽原始生殖细胞（PGCs）冷冻保存技术[53,54]，已逐步应用于濒危畜禽种质资源的抢救性收集与保护。例如，通过玻璃化冷冻技术，牛体外胚胎冷冻保存具有更高的囊胚率、孵化率和存活率等[55]。

五、 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建议

（一） 建立畜禽种群动态监测与评估信息系统

当前物种的灭绝率比自然灭绝率高100倍，这意味着地球上的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56]。从全球范围来看，濒危风险等级已明确的畜禽品种接近28%，而近60%的品种濒危状况仍不明晰，这意味着实际受威胁的品种数量可能被严重低估。我国畜禽濒危品种比例虽仅为9.8%，但受到生产环境恶化、牧场缩减、外来品种引入增加、生产体系高度集约化、极端气候频发以及流行性疫病等多重因素影响[25]，畜禽遗传资源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这些因素不仅威胁我国本土畜禽品种，也对全球畜禽遗传资源安全构成风险。因此，持续监测种群数量变化，深入剖析品种濒危的成因，是制定精准保护措施的关键前提。

构建覆盖全国的动态监测信息系统，实时追踪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状况，并定期开展保护效果评估，以明确优先保护对象，优化资源配置，可确保保护管理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等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依托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行动，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畜禽群体数量动态信息系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据基础和工作机制。同时，中央财政通过种质资源抢救性保护专项资金加大投入，支持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协同开展对特色区域重要畜禽种质资源种群数量监测与濒危风险评估。未来，可通过部署智能传感器、远程监控系统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对越来越多种质资源保护状况进行实时监控与动态评估，提高数据获取的及时性和决策的科学性。此外，可联合区域性基因库和国家级基因库、气候变化、统计年鉴等数据系统，结合原位和异位保存、环境变化、市场需求和品种利用等情况，建立科学、量化的风险评估模型，预测资源流失风险，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强化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安全防线，确保其长期稳定保存与可持续开发利用。

（二） 健全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我国在国家级保护品种的活体保护方面已实现“应保尽保”，整体覆盖率较高。然而，在遗传材料保护方面，尽管我国的覆盖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仍面临保存数量不足、引进品种保护覆盖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等挑战。

未来，应在《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等政策文件的指导下，进一步强化活体保种与遗传材料保存体系建设，通过协调多方统筹规划，推动建立中央、地方、企业等多元投入机制，加强条件保障能力建设，完善全国保种场基础设施，建立标准化的养殖环境，配备现代化繁育、健康监测和数据采集设备，确保活体保护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建／改扩建一批保种场、保护区，加快布局建设区域性基因库，筑牢资源保护安全屏障[5]。提升遗传材料存储能力，建设高标准基因库，扩大精子、卵子、胚胎、组织、DNA样本以及基因组信息的采集和存储范围，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从全球农畜起源中心和多样性富集区引进野生近缘种、地方品种及优良环境适应性育种材料进行保护[57]，以丰富我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的遗传多样性。

（三） 强化畜禽种质资源冷冻保存技术研发

精液、卵子、胚胎和体细胞等遗传材料冷冻保存是确保珍稀或优良畜禽遗传资源长期保存与可持续利用的核心手段，但其过程涉及极端低温（一般为-196 ℃液氮环境）和复杂的物理、生化变化，会对遗传物质的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58]。保持冷冻保存后代的遗传稳定性和遗传完整性是当前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挑战[59]。尽管冷冻保存技术在冷冻保护剂配方、冷冻速率控制、复苏方案等方面不断优化，但低温对不同畜禽遗传物质的结构、功能和发育潜能仍造成不可忽视的损伤。例如，牛、猪、绵羊、马的精液冻融后，其活力分别下降了约50%、60%、30%~40%、70%[60]。此外，某些品种对冷冻应激的耐受性差异较大，也加剧了冷冻后种质功能的波动性，进而影响冷冻保存后代的遗传均一性和繁殖效率。

加强畜禽遗传物质冷冻保存的关键技术研发，是提升我国种质资源保护能力的核心任务。《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充分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加强精液、胚胎、体细胞、干细胞等遗传材料的采集与超低温冷冻保存，确保资源长期安全。同时对冷冻保存效果进行定期评价，确保遗传材料的活性和遗传完整性。未来研究应聚焦突破冷冻过程中影响遗传材料质量的关键技术瓶颈，特别是精子、卵母细胞、胚胎干细胞、体细胞和PGCs在冷冻过程所面临的膜结构损伤、DNA稳定性降低以及复苏后活力下降等难题。重点方向包括冷冻保护剂配方优化、玻璃化冷冻技术、纳米技术辅助冷冻保存，以及结合分子标记的保存效果评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应用[39]。同时，基因库应建立冷冻保存样本质量监测平台，对冷冻材料的存储温度、保存年限、生物学性能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强化技术规程执行力与数据共享机制[61]，从而实现遗传资源“保得住、用得上、传得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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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种质资源安全战略研究”(2023-J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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