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人提出告别中医中药，要求取消中医中药；有人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论证，认为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中医毫无科学根据。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某些人大有对中医药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采取综合文化辩证考察的冷静思考，那么，就有必要对中医药的历史贡献和学术地位以及应采取的认识、方针做一些深入的考察。

《1 中医药学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1 中医药学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中医药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生相变，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它的精华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瑰宝。

《1.1 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相互贯通》

1.1 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相互贯通

医学是研究人体系统、治疗疾病、增进健康的科学。如何看待人体系统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体系统的运行机制及其整体优化的动态过程，应当成为医学研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1.1人体系统是小宇宙这种认识不仅是中医药的出发点，而且是古代世界医学的普遍看法。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系统是在阴阳、五行交互作用中运行变化的，不仅有以脏腑为核心，主藏精、气、神，而且有经脉络脉相贯通的结构和卫、气、营、血等层次与相应的功能，构成复杂的交互作用。人体系统的运行过程与宇宙演化过程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故可以把人体系统看作是小宇宙的运行过程。

古代两河流域留存下来的关于医学的泥板书就有 800 多块，不仅指出人体系统是一种小的宇宙系统，而且提出了许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1]。

公元前1世纪古印度产生了著名的医学著作《阿柔吠陀》（直译为“长寿的知识”）。该书不仅认为人体系统类似于自然界的演化过程，而且提出了内科、外科、儿科等许多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1]。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芒是古希腊医学之父。他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缩影。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是最著名的医生，他提出了人体系统的“四体液说”，强调指出治疗过程应当激活人体系统的“自然能力”，使其康复[1]。

1.1.2人体系统是复杂巨系统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系统不仅表现于脏腑、经络等的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而且内在根据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承制亢害（化生与制约），运行变化。这种“过程”和“变化”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这种作用不只是人体系统生理因素的变化过程，更是一种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参与作用的过程，表现为精、气、神的复杂交互作用。

1.1.3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人体系统不仅有脏腑、经络等的复杂交互作用，而且有七情（喜、怒、哀、乐、悲、恐、惊）和六欲的复杂变化；人体系统的这种变化过程是在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的，周围环境的“六淫”（六种致病因素）可以使人体系统发生疾病。所以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系统不仅要实现内部平衡，即达到阴阳、五行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达到活稳态，而且要实现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内外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才能获得健康。

《1.2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

1.2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部分，它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1.2.1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揭示人体系统的运行过程与动态平衡机制中医药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来揭示人体系统的运行过程、疾病机理和治疗原则。阴阳、五行是不是唯心主义的、是不是伪科学？中国哲学史告诉人们，《易经》是把阴、阳两极当作两个最基本的“对立”势力看待的，以阴（— —）、阳（—）排列组合成八卦。八卦选取自然界中八种东西即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与之相对应。在阴阳、八卦的复杂交互作用过程中再生成六十四卦。尽管《易经》原与占卜有关，但它所揭示的宇宙演化过程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易经》是一部“宇宙代数学”。老子以有与无、姑与母、一与二、阴与阳等等对立统一关系来揭示世界的统一性和它们的辩证关系；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老子以“道”为核心的宇宙演化的思想，受到了 J· D· 贝尔纳、 E· 拉兹洛等人的高度赞赏。贝尔纳认为，老子的“道”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运动变化的动态系统，并由此可以获得启示去阐述对科学和科学学的理解。1988 年 4 月 6 日与 E· 拉兹洛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学术座谈时，他听了笔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系统演化思想的介绍以后，认为老子的“道”和解释《易经》的《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对他研究系统论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中国的老子把世界看作是无限的、永恒变化的、永远新颖的思想，对于研究复杂适应性系统太重要了[3]。

再看五行。先秦时期《史伯论五材》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2]《洪范》篇中也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2]

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中的这些阴阳、五行学说为其理论基础。而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中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怎么能认为这些学说到了中医药这里就变成了“伪科学”？实在令人费解。持“伪科学”说的先生能否从思想渊源上给人们以清晰、确凿的论证，也好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开开眼界。

其实，中国古代医学在继承古代学说特别是道家和儒家的自然观，总结疾病特别是疫病流行和防治实践与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比拟天文地理生态物候，经过思维抽象，而逐渐形成了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指导治则治法。这些理论和法则注意研究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的辩证统一，着眼于人体生理、心理等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统一，注意研究人体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整体反应能力，并从大量的观察及对观察资料的探究来揭示生理、心理的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强调人的心理状态对防病、治病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中国古代医学的奠基性著作《黄帝内经》这部医学经典中，集周秦到西汉初年我国医学实践和理论之大成。该书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运用阴阳、五行的素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形成了一套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并运用这种理论来说明脏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互制约的关系以解释人体及其平、病、安、危等征象；认为人的生活规律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密切相关，提出了“天人相应”的理论和顺应自然的整体养生观，主张把自然现象、生理现象与精神活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考察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实行综合优化，制定个体化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辨证施治的治疗原则。因此，中医药学是以《黄帝内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它在古代正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精神武器认识人体系统的科学理论。早在唐·宝应年间，王冰校《素问》时就评论说：《内经》文简义博，理奥趣深。天地之象，阴阳之候，变化之由，生死之兆，一一彰明。稽其言有徵，验之事不忒。论述有根有据，指导临床，屡建奇功。历代医家如扁鹊仓公、华佗张机，都得到《内经》的启迪、教化。怎么到今天就变成了“伪科学”？其间的变化根据究竟何在？

1.2.2中医药的施治过程符合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求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它的施治过程不仅内通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而且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求。

首先，中医诊治病人，要通过望、闻、问、切调查、集病人的各种病象信息，结合身体状况，包括生理、心理的变化状态及疾病发生、发展的各种信息。这是认识世界的初步要求。

其次，要审病察因，就是在望、闻、问、切所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辩证思考，结合已知经验，判断病人疾病发生、发展的真实原因，从而达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世界的深层发展。

再次，辨证施治，就是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如何改造世界，即在了解病人的病状、病因的基础上做出施治方案。如果采用汤药治疗，就应当依据中药配伍君、臣、佐、使的原则，使汤药中的诸多药物能够增进效果，减少毒副作用，达到动态协同、整体优化，取得治疗疾病的最佳效果或满意效果。

可见，中医药在认识和改造人体系统的过程中，从整体着眼，深入考察身体内部诸多因素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是自发地运用辩证法思想的。

《2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2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千多年来，中医药在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在西医传入之前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在近代西医传入以后，仍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着重要的贡献。

《2.1 中医药的的历史贡献》

 2.1 中医药的的历史贡献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养生等方面，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医药不仅在伤寒、瘟病等常见病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方面，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近年来，中医学家符友丰根据文物、文献所反映的历史蕴涵，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在本刊发表了涉及“医源于疫”的见解；认为中医起源与疫病流行特别是与鼠疫流行息息相关，受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肯定与好评。他指出：“回顾中医在防治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成就，都是在不依赖还原论方法查找病原体和等待实验结果前的早期治疗中取得的，对其立即投入宏观辨证与论治的有效救治，为控制病情发展、预防恶化和挽救患者生命赢得最宝贵的分分秒秒。”[4]而在 6 世纪的东罗马，鼠疫流行时死亡率达到半数；欧洲 11—15 世纪发生的恶热，其死亡率也很高[4]。一个是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在鼠疫等防治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是以还原论方法为基础的欧洲医学，在鼠疫、恶热流行方面死亡率很高。仅就 19 世纪末年而言，《鼠疫概论》记载 1895—1909 年的 15 年间，香港西医院报告的鼠疫死亡率高达80 %~97.7 %。而《鼠疫汇编》记载1894年乡村中医罗汝兰（芝园）治疗鼠疫疗效，轻者“可救十全，至重至危之症，可救七八”。同年，罗氏族村感此证者百余人，“用之全效”（无一人死亡）与香港西医院的疗效形成鲜明对照[5]。纵观治疗历史，两相对比，中医药在历史上的贡献，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2.2 中医药的现实贡献》

2.2 中医药的现实贡献

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后，中医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仍然在做着现实的贡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课题组指出：中医药具有五大优势：经济学优势、生态学优势、预防学优势、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优势、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6]。即以2003年席卷全球的“非典”（SARS）来说，符友丰教授指出：“回顾全球5327例 SARS ，其死亡率新加坡高达17%，而中医介入、中西医结合的广州则不到4%，治疗费用也比现代医院少得多。”[4]广州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在2005年4月17日举行的“新时期中医药发展战略与政策论坛”上作报告时指出：2003年治疗 SARS ，“我们学校的第一附属医院治疗，没有人上呼吸机。另外我们有三个零：一是零死亡；另外是零转院，没有死人；还有就是零感染，也没戴几套隔离衣，12层的口罩。……我们每个医务人员员工都口服中药。我们的预防药早于世界上正在研究的疫苗”[7]。这不正是中医药在世界医学难题面前做出的重大的现实贡献吗？！正因为中医具有如此的优越性，所以，《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9日 E8版的报道中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医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

《2.3 笔者的治病经历》

2.3 笔者的治病经历

笔者出生于苏北农村，小时候家里穷，有病看不起，主要靠当地的草医草药。有一次，因夏天劳动天太热，出汗过多，两次跳入河中洗澡，结果晚上就上吐下泻、高烧，当地人叫发痧子。请邻居一位老奶奶用金针在膻中穴针刺，很快就止吐止泻，一个多小时就退烧了。第二天又能下地劳动了。我们那里高温多雨，蚊子多，得疟疾的机会也多。有一次我得了疟疾，先是寒颤不已，后是高热不退。再发作时，我父母请那位老奶奶为我针刺，寒颤很快停止，人也逐渐恢复正常。这个过程表明，中医药在治病过程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几十年中，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1983 年 10 月 26 日晚 8 时许，突然心痛剧烈，大汗淋漓，喷射状呕吐，四肢厥冷，身体衰竭，当时来不及转院，只能在北大校医院就地抢救。诊断为临界心肌梗死。经过抢救，病情慢慢好转。从此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以后由于过分劳累，或情绪激动、生气、悲伤、惊吓，又发作过多次，每次都住院抢救治疗。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5 月，符友丰教授为我诊治，主要采用中药汤剂，心身并调。开始就感觉有效，经过 10 个月的治疗，取得了一系列的明显疗效：一是心电图由 T 波倒置变为 T 波低平。虽然 T 波低平也仍不正常，但就我来说，已好受多了。二是血脂指数明显好转，总胆固醇、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白都有明显的改善。三是过去不论是赤日炎炎的夏季，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我几乎天天感冒，服了符教授的汤药后，偶尔才得一次感冒。四是以往一到 11 月份，我的手脚就冰凉，原因是心脏供血不足；服药后心脏供血改善了，到 12 月下旬，我的手脚还是温暖的。五是过去每天夜里咳嗽不止，既睡不好觉，人又很难受；现在夜里基本上不咳了。六是以往动辄就浑身出虚汗，现在好多了。我现在接近正常人的工作状态了。这些变化充分证明中医药的现实贡献。

上个世纪 90 年代，笔者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该项目成果的副主编。由于统稿定稿太急太累，患感冒顾不上看医生，待稿子交到出版社时，已转成肺炎、高烧，急忙住院。主管我的是一位年轻的西医，她不告诉我给我用的是什么药，有无副作用，每天给我输液。出院后，我的耳朵逐渐听不清了，后来连打雷也听不见了。校医院老大夫检查我的身体后问：“你打庆大霉素了吧？”一了解，住院时那位大夫给我输的正是庆大霉素。遂立刻转院到一家大医院，大夫说：药物损伤神经，无可挽回。听力检查，右耳是Ⅳ度耳聋，即重度耳聋，左耳是 Ⅲ—Ⅳ 度耳聋，即接近重度耳聋。大夫让我配了助听器，她说：“助听器只能延缓耳聋的发展，不是治疗。由于你是药物损伤神经，最后你将什么也听不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从 2005 年 9 月至今，我到北大校医院针灸室请魏北星大夫为我做针刺治疗。2005 年 11 月 4 日，在行针时一股气流汇冲耳中的“铁幕”（我平时感觉耳中有一道“铁幕”挡住耳道，阻止声音传入，耳朵是麻木的），起针后，突然听得非常清楚。可是，由于信息衰减，疗效不能呈线性上升，治疗过程中总有曲折、反复。但从总的情况看，效果还是好的。现在，别人与我交谈时，相距半米、声音在 50 分贝左右，我可以听见；如果戴上助听器，在大约 1 m 距离、50 分贝左右，也能听个大概。这种在西医看来毫无办法的病症，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尽管不能完全康复，但只要有一些改善，病人的幸福之感便油然而生，感激之情由衷迸发。

 从我个人治病的经历来看，中医、西医都有作用，中药、西药也都可能有毒副作用，但相比之下，中药的毒副作用要小许多，所以，中医在许多情况下有更大的作用。这些难道不是中医对中华民族现实贡献的生动体现吗？！

《3中医药的基本特点》

3中医药的基本特点

中医药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一系列重要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看，主要是整体性、过程性和主体性。

《 3.1 整体性》

 3.1 整体性

中医药既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整体性，因而中医药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注重整体性。中医药的理论认为，人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种整体不是由人体的各个局部机械地拼凑而成的，而是由阴阳、五行生克变化、交互作用形成的系统的、动态的整体。中医药的理论还认为，人体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复杂演化的动态整体。因此，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应当以人体系统的整体性为前提和基础，实施动态协同、整体优化的治疗，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枝节应付，零打碎敲。

 中医药的这种整体性的基本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内在贯通。这种整体性的特点，不仅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充分肯定，而且受到前沿领域顶级科学家的高度赞扬。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的发展。因此，现代科学家们在科学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愈益体悟到还原论方法、分析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转向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 I·普里高津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的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他预言：西方科学与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哲学自然观”的产生[8]。他在与 G·尼科里斯合著的《探索复杂性》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整体和谐”的特点，“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探索复杂性》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总结了“非平衡条件下的物理规律的当然结果[9]。 I·普里高津和 I·斯唐热在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译本做的序言中指出：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对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10]。通过这种启迪，就可以把西方文化的传统（注意实验和定量表述）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具有自然的整体和谐、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10]。

协同学的创始人、德国著名科学家 H·哈肯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holitic）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综合的观点是中国人思想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研究协同学非常重要[11]。他在为《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一书中文版做的序中指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从未获得足够的考虑。直到如今，当科学在研究不断变得更为复杂的过程和系统时，我们才认识到纯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我们尝试超出系统的部分特性来理解、掌握系统。”[12]

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探索复杂性的过程中，也体会到整体性思维和整体性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还原论方法已经走进死胡同，研究复杂性科学必须用整体的眼光看问题，要把世界、事物看作是整个关联网。比如，对人工生命的研究，就必须用用综合的方法来进行，使其动态协同、整体优化，而不能把简单的零部件机械地拼凑在一起。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1993年5月21日在北京大学做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应当将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应当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见解同现代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他认为，通过他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亲身体会，应当扬弃西方科学文化中的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的观点与方法，而要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天文学的前沿领域如暗物质、类星体、对称破缺、夸克等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过程的研究做统一的处理，就应当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求关于整体性、和谐性的理论观点作为思想武装。

 钱学森院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揭示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当代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提出了系统科学的完整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等等，而且强调指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13]中国学者这种以辩证整体观为指导的系统科学的理论贡献，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赞扬。 H·哈肯教授就指出：“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并在理解和解释现代科学，推动其发展方面是十分重要的。”[14]他还认为：“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15]

中医药的整体性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内在贯通，也与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整体性观点彼此一致，这正第７期冯国瑞：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３１是中医药的医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深刻体现，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怎么能说它是“伪科学”呢？当然，中医药的整体性理论还是素朴整体论，但它也是在深入分析人体系统、疾病过程的交互作用和辨证论治的复杂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并不是只有抽象的整体而不做具体的深入分析。从科学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来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整体观的指导下，综合吸取素朴整体论（以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为代表）、机械整体论（以 I·牛顿、 P·S·拉普拉斯为代表）、有机整体论（以 C·D·达尔文、 L·V·贝塔朗菲为代表）的有益思想，使中医药的素朴整体观融通进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整体观之中，而不能对中医药的整体观弃之如敝帚。

《3.2 过程性》

3.2 过程性

中医药理论认为，人体系统的运行是一种过程，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是一种过程。因此，治疗时应当以过程性、功能性为基本立足点，来认识人体系统，了解疾病过程，确定治疗原则，而不应当以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去考虑上述过程。尽管中医药理论并没有自觉地上升到把过程、系统、矛盾相统一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很多中医特别是一些名、老中医是考虑到人体系统、疾病系统是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的。中医药的过程性的特点，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内在一致，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观点彼此贯通。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理论贡献时，概括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6]毛泽东认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17]

 正因为中医药以过程性、功能性为治疗特点，所以在治疗实践中往往能收到令人惊羡的奇效。笔者1969年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住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不久前生病，在一家西医医院住院，每天高烧39~40℃，持续一个月，其间院内外专家会诊29次，查不出病因，暂定为“无名高烧”，无法对症治疗。眼看人快不行了，他的夫人在广安门医院当护士，赶紧把他转到该院住院。当天，他的夫人到了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家里，扑通一声跪到蒲老面前，哀求：“蒲老，求求您救救我丈夫吧！”蒲老将她扶起，问明缘由，立即赶到病房，通过望、闻、问、切，开了三副并不名贵的汤药。服药后，高烧奇迹般地退了。蒲老又开了三副汤药，调理身体。蒲老的施治原则不就是过程性而不是实体解剖性、功能性而不是线性结构性吗？！

所以，中医药以过程性、功能性为施治原则，不仅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也符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生成论思想，并且与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具有某种内在的贯通之处。这样的既有文化、哲学根据，又与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相互贯通的思想，能说是“伪科学”吗？

《3.3 主体性》

3.3 主体性

中医药理论是以人为本，强调发挥人的内因来战胜疾病、增进健康的。中医药理论秉持“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主张调动人的内在积极因素来防病、治病。《黄帝内经》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中医药的这种医疗思想和施治原则，不同于西医的以病为本、对抗性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医疗实践中，中医、西医各有优长，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更加符合于人体系统和社会人群的内在要求，因而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的一位在部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位邻居的母亲腹泻不止，急去医院求治，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物，服药后，肚子是不拉了，可是二十多天解不下大便，肚子胀得难受。这位邻居又陪同老人到那家医院，医生说，在治疗腹泻的过程中，药物把制造大便的细菌也一同杀死了，现在应当引进制造大便的细菌。怎么办呢？这位医生感到很为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去找中医，中医给老人针刺两次，服了两副汤药，大便正常通.，全家皆大欢喜。诸位看看，这就是中医、西医的鲜明对比，中医强调以人为本，内因为主；西医主张以病为本，外因为主。医疗实践的检验结果对比是如此之强烈。这能说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理论的中医药是“伪科学”吗？

《4 走博取众长、综合创新的道路》

4 走博取众长、综合创新的道路

 中国医学如何发展，世界医学怎样创立，这是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就中国来说，中国医学如何发展呢？笔者以为应当走博取众长、综合创新的道路。

《4.1 中医、西医应当优势互补》

4.1 中医、西医应当优势互补

实践证明，中医、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各有长短，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中医、西医优势互补，尽量舍弃各自的弊端。应当看到，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是把握事物、现象、过程的本质与规律的理性认识之知识体系。西方经典科学只是发展着的整个科学体系的一种形态，而不是它的唯一形态。因此，不能把与西方经典科学存在重大区别的学说如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中医药理论说成是非科学或者是“伪科学”。其实，中医、西医在认识和处置人体系统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科学根据，不能把西医封为唯一科学的医学，认为中医药学是“伪科学”。而且，应当考虑到，西医是在解剖、实验、检测、计算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与现代的生物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等等以及现代技术结合、融通，其发展趋势也颇令人欣慰，但是它的致命弱点是实体解剖、还原论方法，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它对人体系统的认识和处置。例如，不可能通过对心脏、大脑的解剖，从单个细胞的活动了解心脏、大脑的病理机制和整体功能。因此，不能把实体化、定量化、还原论作为唯一科学的根据，而应当把握大科学、大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而采取中医、西医优势互补的方针，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

《4.2 世界医学决不是西医的现成形态》

4.2 世界医学决不是西医的现成形态

世界医学的创立是一个综合创新的复杂过程，世界医学是一种待创立的医学形态，而决不是西医现成形态的简单扩大和线性延伸。当然，在创建世界医学的过程中，西医有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中医以及其他医学都是创建世界医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种把现在的西医说成是世界医学的唯一形态，其实只是传统科学观的表现，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静态既存不看动态发展的狭隘的科学、文化的见解。我们应当站在大科学、大文化的理论高度，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各种医学形态的交会、融通的非线性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努力推动创建世界医学的事业。

《4.3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

4.3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

新形态医学体系的创立过程，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综合吸收中医、西医、藏医、民间医学以及世界上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等等优秀的文明成果，经过综合创新，逐渐创建出一种新形态的医学体系。在这种长期、艰巨、复杂的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过程中，不能“罢黜百医，独尊西医”。“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做法，在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有深刻的教训值得记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有博取众长、综合创新这种学术大家的胸怀、眼光、气魄、风度和艺术，经过艰苦努力，创建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

《4.4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置医学融合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4.4 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置医学融合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医学的融合过程，以至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过程，不仅现实地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处理，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重大问题需要处理。面对这些重大问题，必须应用唯物辩证法来加以观察和处置。

 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至少有如下这些方面：

1）人体系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体系统不仅组成要素丰富、繁多，运行机制复杂、多变，而且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人体系统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自己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又经过自身非线性的调整、协同，才能从混沌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即获得动态的内外平衡和内部平衡，从而健康地从事各种事业。所以，要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走博取众长、综合创新的道路，首先必须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高度和大科学、大文化的前沿水平上，科学地认识并处置人体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2）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不仅与人体系统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结合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真正认识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途径、机制、规律，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科学的施治方案，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取得良好的人体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3）治病过程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治疗过程应当考虑到人体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特别是人体是由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非线性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还要考虑到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途径、机制和规律等等，以人为本，调动内因，对症治疗，动态协同，整体优化。这样，就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第7期冯国瑞：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33治疗过程的多参数、多变量、多层次、多系统进行具体的、动态的、复杂的分析和实施，从而尽可能获得综合优化的医疗效果。

不仅如此，而且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发展中的现代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实时地或前瞻地处理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使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工作能够与时俱进，日益完善。

综上可见，中医药学是一门复杂性科学。它在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而创建新形态的医学体系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创造性的过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走博取众长、综合创新的道路。为此，各种形态医学的各方面人才，应当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团结起来，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中国医学的创新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应有贡献。

致谢：符友丰教授审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