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1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迁移和流 动性越来越大，2010年的六普资料显示，全国跨乡、 镇、街道的流动人口有2.6亿（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 以上为常住人口标准）[1] 。乌鲁木齐市地处西部，是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首府，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得乌鲁木齐市的流动 人口迅速增长，并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 响。1990 年乌鲁木齐市流动人口数量为 156 465 人，2000年为295 301人[2] ；2010年，乌鲁木齐市登记 的暂住人口为3 829 226人，比1995年增长了20倍， 其中务工、务农、经商、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等流动人 口为20万左右，很多就业稳定和收入较高的流动人 口希望融入当地城市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3] 。为 了解乌鲁木齐市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状况，更 好地为流动育龄妇女提供生殖保健服务，开展了本次研究并对相关情况进行分析。

《2 对象与方法》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非乌鲁木齐市户籍的流动 育龄妇女，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乌 鲁木齐市六区一县抽取18~50 岁的流动育龄妇女， 要求研究对象在本市居住3 个月。调查时间为 2010年10月至2013年3月，共调查106 568例合格 的流动育龄妇女。

《2.2 研究内容》

2.2 研究内容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由调查对象自填和调查 员询问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一般人口学特征、婚育史和避孕措施，流产情况等。

《2.3 质量控制》

2.3 质量控制

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对调查人员就问卷内 容和提问方式、敏感问题提问技巧等进行统一培训。调查过程中向对象承诺保密。

《2.4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2.4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的双遍录入和校 对，并进行逻辑检查。采用SAS JMP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方法包括一般情况描述、卡方检验和 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3 结果》

3 结果

《3.1 一般人口学特征》

3.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调查流动育龄妇女 106 568 人，民族以 汉族居多（76.56 %），其次为维族（17.19 %），回族占 4.66 %，哈族占0.83 %，其他民族（蒙古族、柯尔克孜 族、满族、锡伯族等）占0.75 %。年龄以30~39岁组 居多，占43.47 %，其次为20~29岁组，占31.55 %；学 历以初中为主，占 41.55 %，其次为高中及大专，占 31.64 %。月人均收入1 500~1 999元的比例最高，有 35 334人（占33.16 %），1 000~1 499元的有31 108人 （占29.19 %），500~999元有21 297人（占19.98 %）， 2 000元有14 974人（占14.05 %），<500元有3 855 人（占3.62 %）。

《3.2 避孕情况》

3.2 避孕情况

本次调查的流动育龄妇女中，目前采用避孕措 施的比例为 92.78 %（98 869 人），主要为宫内节育 器，占65.74 %（64 994人）；其次是药物（包括口服避 孕药、皮下埋植剂、避孕针等含药避孕方法），占 23.17 %（22 911人），然后是避孕套，占9.06 %（8 957 人），还有2007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占2.03 %。不同 民族流动育龄妇女的避孕情况有统计学差异，使用 避孕方法的比例分别为：汉族 93.99 %、哈萨克族 95.61 %、回族90.30 %、其他民族89.51 %、维吾尔族 88.05 %（P<0.000 1）。在不同民族中，汉族使用宫 内节育器的比例较高（64.48 %），哈萨克族使用药物避孕的比例较高（33.41 %），其他民族使用避孕套的 比例较高（18.38 %），汉族和回族绝育的比例高于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见表1）。

《表1》

表1 不同民族对象的避孕措施使用情况

Table 1 The Contraceptive method use among different races

《3.3 使用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

3.3 使用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组、教育程度、职业、 婚姻状况的对象，其避孕方法使用情况有统计学差 异（P<0.000 1）。不同孕次、产次和性生活频率对象 的避孕方法使用情况也有统计学差异（P<0.000 1） （见表2）。

《表2》

表2 不同孕产史对象的避孕措施使用情况

Table 2 The contraceptive method use among different pregnant and delivery status

以未避孕为参照组，将上述变量作为自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入选标准为0.10，剔除标准为 0.15），拟合避孕方法使用影响因素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与汉族相比，其他各民 族使用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术的比例均较低，维吾尔 族、回族、哈萨克族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较高，其他民 族使用避孕套的比例较低，哈萨克族使用药物的比 例较高；与未婚的对象相比，再婚的对象使用节育 器的比例较低，已婚和再婚的对象使用药物的比例 较高；性生活频率高的对象使用节育器、避孕套和 药物的比例均较高，使用绝育术的比例较低。

《4 讨论》

4 讨论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非常重视生殖保健 工作，1994年生殖健康概念的提出使得“知情选择 调节生育的方法，并能够实际获得安全、有效、可接 受的避孕方法”成为人们的一种权利；避孕节育不 仅是调节生育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手段，也 是生殖保健服务的重要内容[4] 。毛京沭等[5] 的调查 显示，南京市流动已婚妇女的避孕率为 91.5 %，其 中宫内节育器占48.0 %，绝育术占32.9 %，避孕套占 16.3 %。北京、上海和成都已婚有性生活的流动人 口避孕方法使用比例为90.8 %，使用的方法依次为宫内节育器（51.24 %）、安全套（25.16 %）、绝育术 （17.47 %）、口服避孕药（3.63 %）[6] 。本研究中流动 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的比例为 92.78 %，主要是 宫内节育器（65.74 %），而避孕套（9.06 %）和绝育术 （2.03 %）的比例较低。避孕方法的使用是防止意外 妊娠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坚持正确、全程使用避孕 套还能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传播[7] 。

本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的流动育龄妇女所使用 避孕方法的比例有统计学差异，汉族妇女较其他民 族妇女更倾向于选择宫内节育器。避孕方法的选 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水平、人 口学特征、避孕知识和对风险的认识、药具可得性、 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以及服务提供者的宣传和偏好 等[8] 。流动育龄妇女来到流入地后，尤其是来到城 市后，因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和主动接受计划生育 知识信息教育，加之其流动性较大，流入地计生部 门难以管理。对各种常用避孕方法的知晓程度的 提高，能潜在地扩大避孕方法选择的范围，使她们 能够选择适合自身的避孕方法并提高其知情选择 的能力。长效、可靠的避孕措施有助于对流动育龄 妇女的管理，对减少非意愿妊娠和保证妇女的身心 健康也十分有益。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针对不同特点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宣教教育，为群众提 供高质量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服务；对于目前使用 可逆性避孕措施者，应重点宣传避孕措施的获得途 径及正确使用方法；与此同时，鉴于避孕套的双重 保护作用，应倡导避孕套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