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一、前言

秦巴山脉区域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极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有“国家绿肺”之称，兼有东西南北地域复杂的生态环境特征 [1]，国土面积为 3.086×105 km2 ，自然保护地面积将约占到 40%。该区域内总人口为 6164 万人，常住人口为 4021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32.75%，有31 520 个行政村，乡村人口为 2704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为 712 万人。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置于国家深化改革的重要地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主体功能区，秦巴山脉区域是我国探索和实践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典型区域。目前已初步构建形成了以大熊猫、神农架两大国家公园为主体，众多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组合而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然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区域出现空间联系薄弱、土地资源稀缺及生态系统脆弱等典型地域特征，也使得区域呈现产业发展受限、管理模式混乱及设施配套落后的发展现状，大部分乡村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中国最大的连片贫困区 [2]，如何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实现乡村脱贫致富成为这一地区的焦点问题。

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不仅仅是平衡各领域之间的空间需求，更是要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人才等多角度指导乡村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但目前绿色发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相关成果对乡村振兴的实操性策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3]。本文试图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指导，通过辨析秦巴山脉区域乡村振兴发展与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保护与发展之间的法定关系与适宜边界，以明确基于自然保护地体系下的秦巴山脉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路径与模式，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提出助推地区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具体策略，对我国山地区域乡村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和科学指导。

《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构》

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构

秦巴山脉区域自然资源类型众多，有 1 处世界自然遗产、2 个国家公园、40 个国家自然保护区、61 个国家森林公园、12 个国家地质公园、11 个国家湿地公园和 13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本研究以促进自然保护事业，充分保障和加强其保护强度、保护面积、保护性质等事关保护成效的基本属性为目的，在秦巴山脉区域建立和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首先完善了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四大类型；其次，基于指示物种适宜生态环境的廊道分析与构建，提出新增秦岭及伏牛山国家公园，并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分别补充新增，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廊道区域的空间连接性。通过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整合与完善，形成了新的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关系。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新的保护地体系，通过对秦巴山脉区域乡村发展现状及其与自然保护地体系间发展关系的辨析，从而实现秦巴山脉区域乡村的振兴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建设的首要任务。

《三、现状特征及问题剖析》

三、现状特征及问题剖析

（一）村庄现状格局特征

秦巴山脉地域广，区域资源分配不均，同时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乡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和建设模式差异巨大。从村庄的点位分布来看，秦岭北麓、汉中盆地、安康盆地为主要的村庄聚集区，川北、渝北、豫东、鄂东丘陵地区的村庄聚集程度也相对较高，另外甘肃陇南山区、河南伏牛山以及巴山北麓等山地区域村庄的密度总体也较高，其他地区则呈现少集中、多分散的格局（见图 1）。

《图 1》

图 1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点位分布

通过对县域尺度的村庄密度统计进行分析，得出各区县村庄密度平均值为 0.18 个 /km2 ，密度在 0.08~0.2 个 /km2 的区县数量最多，达到 65 个，占总数的 54.64%；密度小于 0.08 和大于 0.32 的区县分别为 16 个和 13 个，占总数的 13.44% 和10.92%，县域尺度村庄集聚程度不高。

为进一步明晰秦巴山脉地域各村庄点对其周边地理位置的影响强度和离散程度，研究其密度变化图层的连续性和“波峰”“波谷”间强化空间的分布模式 [4]。基于 ArcGIS 平台对村庄布点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秦巴山脉区域的村庄分布具有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的不均衡特征。从图 2 来看，核密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秦岭北麓、大巴山南麓、徽成盆地、汉中盆地、安康盆地以及秦巴山脉区域东缘的河南、湖北地区，核密度大多高于 1800；核密度较小的区县主要为太白县、宁陕县、佛坪县、卓尼县、迭部县及神农架林区，核密度大多小于 500。

《图 2》

图 2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核密度分析图

《（二）村庄发展问题》

（二）村庄发展问题

1. 村庄布局分散，空间分布与自然保护地矛盾突出

秦巴山脉沟壑纵横的地理地形条件使得该区域村庄集中分布于潜山盆地地区，城区周边密集、向外渐疏，总体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相关研究发现，陇南地区各县聚落类型也普遍以独院和小型聚落为主，大、中型聚落在各县有分布，但数量较少 [5]。小规模、分散化的村庄分布不仅造成土地集约化利用度低，也增加了基础设施配置的难度。

尽管秦巴山脉区域具有越深入高海拔山区村庄密度越小，地形越平坦则村庄密度越大的基本特征，但在部分高海拔山区尤其是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及周边区域还分布着大量村庄，甚至在生态敏感度较高的国家公园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区域内村庄密度高于其他区域（见图 3）。而从乡村自身的经济水平而言，由于地处偏远、土地贫瘠、生态敏感、交通阻隔等原因，该区域乡村普遍存在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一方面，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对乡村传统生计造成了影响，改变了乡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乡村粗放的生产建设方式以及大量的人为活动存在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可能，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使得人地矛盾突显。

《图 3》

图 3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与自然保护地分布

2. 乡村人口收缩，土地及设施空废闲置，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

秦巴山脉大部分区域属于山区，其空心化率为各类型区域的最高值 [6]，稀缺的土地资源和羸弱的乡村经济造成的广泛贫困问题迫使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而留守人员多数缺乏劳动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房屋废弃、村庄空废化问题日益显著。例如大巴山区，共有 1700 个行政村，其中农村常住人口仅占农村总人口的 46. 77%，农村人口空心化严重 [7]。对于秦巴地区而言，经济落后本是造成劳动力外迁的内驱力，人口流失造成的村庄空心化又进一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陷入乡村劳动力缺失与发展建设需求失衡的恶性循环。

3. 产业发展受限，脱贫致富步履维艰

秦巴山脉区域受地理、生态等多重因素影响制约，现有传统农林产业主要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规模小且缺乏带动效应；区域交通不畅、技术信息闭塞、资源消耗严重及生态压力巨大等，导致第二产业贡献率较低且可持续竞争力不高。2015 年末，秦巴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2.8% [8]。2018 年，秦巴山脉区域的陕南地区贫困人口占到陕西全省 50% 以上，深度贫困村占到全省的 90%以上。将秦巴山脉区域村庄与贫困县分布格局进行叠置，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村庄处于贫困状态，如陇南山区及四川、重庆北部地区（见图 4），全区域处于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村庄占比为 62.5%，乡村层面的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图 4》

图 4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与贫困县分布关系

4. 人类活动干扰大、乡村建设风貌杂乱，生态环境与景观品质日益下降

秦巴山脉区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可以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区域内的各类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可以作为重要的旅游载体。从现实来看，秦巴山脉地区乡村在建设过程中的生态保育意识还较为薄弱，垃圾乱倒、污水乱排现象普遍，人为活动过度，环境资源超载，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构成威胁。此外，不少地区存在乡村环境风貌杂乱，建筑体量庞大、色彩突兀等问题，与周边尤其是各类自然保护区内环境风貌协调的要求差距较大，对旅游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四、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乡村发展关系辨析》

四、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乡村发展关系辨析

面对多年来秦巴山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日益凸显的矛盾，正确辨析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保护要求与乡村空间、产业、风貌、治理等多方面发展的关系是落实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区域协调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意见》中科学划定了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对各类型定义进行了阐述。基于此，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使得自然资源与传统乡村发展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但各类自然保护地在功能定位、保护要求、管理机制及相关保障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管控分区，而各分区在生态管控要求及与乡村生产生活经营活动、方式、建设要求等方面客观存在着相斥、融合及共生的发展关系。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也是其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最高的生态保护等级及要求。本研究将其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及传统利用区。

自然保护区内具有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的区域，承载了一定的向国家公园等级过渡和实验性的功能，保护要求相对国家公园较宽松。研究将其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及实验区。

风景名胜区及自然公园内具有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部分人文遗迹的区域，具有生态、观赏、文化、科学等价值。其生态保护强度及要求相对前两者较低，研究将其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区和开发区。

基于对秦巴山脉区域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发展限制及资源供给等方面的保护要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中针对乡村地区空间发展、经济产业、风貌环境、治理手段等的发展策略，将各类自然保护地内不同分区的资源供应与其范围内乡村空间、产业、风貌及治理等的发展需求关系进行可视化对比分析（见表 1）。

《表 1》

表 1 自然保护地资源供应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对比分析

由表 1 可看出，高品质、高价值和高丰富度的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也使得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乡村发展间存在着极大的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达到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共融，推进秦巴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实现秦巴山脉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社会扶贫双赢为发展目标，将整个秦巴山脉区域打造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的协同发展示范区。

《五、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路径》

五、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路径

基于对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乡村发展关系的辨析，针对乡村发展振兴建立 “保护为纲、适度发展、资源挖掘、集约利用、管控结合、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并形成四大战略路径。

《（一）秦巴名山品牌塑造》

（一）秦巴名山品牌塑造

打造秦巴山脉品牌价值体系，将秦巴山脉所蕴含的生态和文化价值附加于整个产业链来实现“资源—产品—商品”的升级，实现由于品质和市场认可度提高所带来的单位产品的增值，从而在开发利用面积基本不扩大的情况下提高乡村人均收入。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积极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整治基础建设及风貌环境、识别并构建潜在生态廊道，最大程度地缓解保护与发展间的矛盾冲突。

为加速提升品牌影响力，筛选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内的典型村庄，结合生态保护要求建立多样化的村庄建设试点，通过问题—反馈—优化的实践路径，以点带面，将理论与策略落实到实际发展建设中。

《（二）村庄差异发展引导》

（二）村庄差异发展引导

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各类保护地生态敏感程度、保护等级和功能定位的差异，会对区域内乡村建设发展提出不同要求 [9]。要根据生态敏感性和环境承载力的差异进行分类、分级和分期的管控，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乡村发展模式与策略。

（1）分类管控。根据不同保护地分区的要求分类进行建设引导；核心区域乡村与保护相斥，应进行移民搬迁，其他区域根据乡村历史文化、发展潜力、发展条件等情况采取搬迁、旅游、特色农业、工艺品生产等不同产业发展方式。

（2）分级管控。按照乡村规模、建设及生产条件，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进行分级迁并和发展引导。

（3）分期管控。根据难易程度和影响程度，阶段性逐步分期实施。

《（三）产业模式转换替代》

（三）产业模式转换替代

秦巴山脉区域是国家生态型主体功能区中涉及人口最多的区域，较高的人口密度与村庄分布的不合理导致人地矛盾更为突出 [10]。面对秦巴山脉天然的地理隔绝、交通不畅和土地资源欠缺等问题，在生态保护的高标准要求之下，乡村产业模式的转型替代势在必行。

1. 生产方式替代

转变发展思路，将“限制”转变为“提质”，在品牌效应下，将原有自给自足的农产品转化为品牌化的特色商品，替代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高附加值的中草药材及农副产品，同时延伸产业链条，构筑以生态农林产业为基础，三大产业融合协作的绿色型、循环化的农 – 林 – 畜 –药 – 工 – 贸 – 服一体化产业集群（见图 5）。

《图 5》

图 5 秦巴山区农林畜药循环经济模式图

2. 人与空间替代

按照乡村环境条件与特色，旅游发展潜力及自身发展潜力，不同程度地进行人口迁移，同时也会引起乡村土地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的改变 [11]，保留原有居住空间发展高端休闲度假产品与旅游服务设施，村民获得房屋与土地租赁费用及营业分红，同时村民可参与到经营维护中来转变工作方式增加收入。从本质上缓解生态保护的压力和对乡村发展的限制，强化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和相互转化，优化人地空间结构。

《（四）空间设施整理重构》

（四）空间设施整理重构

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形成了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地、分级行使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并实行差别化管控，以区域视角对空间及设施的优化整理提出管控策略。

1. 集聚集中，极化带动

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对发展潜力弱、空心化严重、分布散乱、发展条件差、安全性低的村落，以及核心区和相关区域搬迁的村落在发展条件好的大村落、周边集镇等进行极化发展，实现以大代小、以强扶弱的联动振兴。

2. 设施优化，整合提升

为适应产业发展模式转换的需求，在乡村聚落集聚发展的基础上，从设施种类、规模等方面综合提升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如乡村旅游设施、乡村养老、安全设施等）。

《六、村庄发展模式构建》

六、村庄发展模式构建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背景下，实现秦巴山脉地区乡村发展绿色转型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面对的难题。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充分考虑村庄所处地域环境，挖掘产业开发潜力，构建多元化的绿色乡村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方法。随着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乡村空间的均质性、单一性将被打破，呈现功能多元化、空间主体复杂化的特征 [11,12]，发展模式的引导应与其趋势相适应，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村庄所处地域生态敏感程度、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级别、地形地貌、产业现状可以将秦巴山脉区域村庄划分为异地发展、高生态、游憩发展、集约发展和综合发展五种类型，将村庄发展模式与其空间属性相匹配，制定差异化的空间管控，重点从空间、产业、风貌和管理四个方面提出引导措施。本文就发展模式从两个层面对各类村庄发展进行探讨，宏观层面侧重于区域国土空间属性和聚落组合关系研究，微观层面则聚焦于单体村庄及其周边地域的功能优化和土地整理，并融合各类模式形成乡村聚落体系的基本单元。

《（一）异地发展型模式——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村庄》

（一）异地发展型模式——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村庄

异地发展型模式适宜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该区域一般海拔较高，地形起伏度较大，生态极为敏感，生态环境保护级别最高，严禁该区域一切开发建设和人类活动。因此，应限制村庄的传统型资源利用方式，人口全部迁出至适宜发展地区，土地退耕，村落逐步消解。将处于生态高敏感地区以及位于生态网络、廊道构建地区的村庄向缓坡、平坝地区迁移（见图 6）。

《图 6》

图 6 异地发展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二）高生态型模式——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适宜游憩发展地区的村庄》

（二）高生态型模式——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适宜游憩发展地区的村庄

针对处于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适宜游憩发展地区的村庄，可保留部分居住功能，但应限制村庄的传统型资源利用方式，包括限制其农业及经济林业发展。村庄聚落由具有一定公共服务职能的中心村、少量自然村、小规模农田、经济林和生产服务点组成，聚落间为成片生态林地和自然山体，空间上鼓励分散的同时需强化村庄与自然保护区的联系，必要的游览服务功能尽量与传统型聚落相结合（见图 7）。

《图 7》

图 7 高生态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微观层面，在空间上，最大程度缩小原有居民点，农田、经济林转化为生态林地，并在游览区内配置具有物种博览和园区管理功能的综合服务点（见图 8）；在产业上，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以生态物种维护、博览科普为主的服务产业，为留守居民提供园区维护工作，并开发物种多样性保护的衍生产业来代替传统的资源消耗型产业，构建保护型生态产业体系；在风貌上，强调自然、质朴特征，建筑体量、形式、色彩应与环境相协调，保证区域整体景象的自然、优美；在管理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型管理体系，加强刚性的生态约束。例如陕西周至县老县城地处秦岭腹地的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被多个自然保护区环绕。其旅游发展导向为：近期维持现状，提升设施配套和环境品质，建设特色村庄；远期转型升级，整村搬迁，打造田园牧歌式的深山隐逸度假旅游区与秦巴腹地的“世外桃源”。

《图 8》

图 8 高生态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三）游憩发展型模式——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内或周边村庄》

（三）游憩发展型模式——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内或周边村庄

游憩发展型模式适宜于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内或周边村庄。该区域生态价值和生态重要性较高，其丰富的山水风光和物种资源使其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处于该区域内或周边村庄在功能构建上应尽可能满足其旅游发展需要，减少农业生产，承担一定的旅游服务职能，恢复传统村落形象，推动特色化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促进村庄与景区的融合发展；处于外围生态控制区的村庄有计划地实施退耕还林及绿色生产，对生态林地进行规模化的修复和保育（见图 9）。

《图 9》

图 9 游憩发展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在微观层面整合居民点、农田，并缩减其规模，将部分宅基地转变为旅游服务设施，保留并整合部分农田和经济林地，充分利用已有建设用地改造成乡村宾馆、生态农庄和休闲园区（见图 10）；在产业上，提升传统农业观赏性、规模化及体验感，经济林应选择具有观赏价值且风貌协调的树种，建立农林特产品的网络及就地展销平台，重点发展自然观光、养生度假、文化体验及户外活动等旅游服务产业，构建“林 + 旅”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在风貌上，确保建筑形式、空间塑造与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的文化主题相契合，强化对古村落历史风貌的保护，丰富游客的文化感知体验；在管理上，建立政府主导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保护与开发兼容的管理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与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例如陕西周至县厚畛子镇位于黑河国家级森林公园范围内。该镇现阶段规划秉承“保护为基础，控制为主导，发展为目的”的原则，整合土地资源，增设旅游服务设施，结合优势旅游资源构建特色载体，形成了集度假休闲、文化体验和科考探险于一体的大秦岭地区精品旅游目的地。

《图 10》

图 10 游憩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四）集约发展型模式——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外部村庄》

（四）集约发展型模式——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外部村庄

对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外部村庄，在宏观层面上引导村庄向重点乡镇和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村转移，依托区域型交通道路和河谷形成顺应山形地势的链状或鱼骨状村庄聚落体系；在空间上以具有完备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村为核心，周边分布若干小型自然村、小规模农田及生产点，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引入龙头农林产业公司进行土地整合和规模化生产，提升整体土地使用效率，加强村庄聚落在交通、信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探索包括农林畜药在内的山区资源利用–转化–再利用的循环经济和产业协作模式，形成具有山地特色的村庄聚落体系（见图 11）。

《图 11》

图 11 集约发展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图

微观层面，在空间上，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对农林用地进行整合、整理，规模化开展农林业生产，提高农业现代化。积极探索具有居住、度假、休闲和生产于一体的农林综合体模式（见图 12）；在产业上，结合新技术手段，构建集信息服务、商贸交易、商旅服务及科技推广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强化农林特产品的品牌效应，形成“农+林+旅+贸”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在风貌上，突出与周边环境的适应性，结合业态类型构筑特色化的环境意向空间；在管理上，结合其绿色循环产业发展优势，建立以村庄自治为主、政府主导为辅的生态化开发型管理体系，完善循环产业链条。例如宁陕县是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的水源地和国家级贫困县。县内村庄发展方向多以生态有机农业为基础，多领域特色旅游为支撑，驱动生态观光型农业发展，以第三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协调发展。

《图 12》

图 12 集约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五）综合发展型模式——一般平坝地区村庄》

（五）综合发展型模式——一般平坝地区村庄

综合发展型模式适宜于一般平坝区内村庄。该区域位于河谷或平原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且水源充足，更为适合发展大规模综合科技农业。在宏观层面，优化村庄体系布局，依托条件较好的村庄形成设施完备的中心村，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外围由一般农田环绕自然村形成生产单元，并与中心村通过便捷交通进行联系，规模化绿色农业生产空间。此外，对于部分交通便捷、环境优良的村庄可结合旅游资源发展农业旅游型的田园综合体，促进服务设施共享，形成规模有序、设施完备、联系便捷、资源高效的网络化乡村聚落空间体系（见图 13）。

《图 13》

图 13 综合发展型乡村聚落模式图

微观层面，在空间上，重点进行居民点布局整理和环境整治提升，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耕地发展现代农业，完善村庄内部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设施（见图 14）；在产业上，以大规模、标准化、机械化绿色科技化农业园区为基础，延伸产业链条建立高端信息化的贸易平台，发展集专业市场、民俗农园、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农业文化创新产业，积极发展农业旅游，构建现代科技型农业产业体系；在风貌上，整体突出乡土化、地域化和生态化特征，部分条件较好的村庄可结合河流水体和大规模观光农业景观资源，营造“田、水、居”相融合的风貌意向；在管理上，结合土地资源及产业发展优势，建立村民自治的现代化、生态化开发型管理体系，强化产业体系发展的生态性和科学化。

《图 14》

图 14 综合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最终，通过多种发展模式引导下的村庄聚落在空间上有机组合形成具有顺应秦巴山脉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山地村庄人地关系空间格局，推动地区实现绿色循环和乡村振兴发展（见表 2、见图 15）。

《表 2》

表 2 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一览表

《图 15》

图 15 秦巴山脉区域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七、结语》

七、结语

由于地形地貌和资源环境的典型特征，山地区域与平原地区存在巨大的乡村建设差异，对其发展引导应深刻理解其所处地域环境特质，找准问题和矛盾冲突点，做到有的放矢。秦巴山脉区域具有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实现乡村脱贫致富发展目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论等多重重要示范价值，在新的国家公园体制之下，其乡村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围绕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这一主题，深度剖析秦巴山脉区域村庄建设的现状特征和问题，提出符合地域特征、协调保护与发展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及其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并通过乡村人居空间整理、乡村绿色产业发展、乡村特色风貌营建以及乡村服务体系完善等具体措施，积极探索具有秦巴地区适宜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力求能够有效协调乡村与国家公园等保护地的发展关系，开创秦巴地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