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药物来那卡帕韦（lenacapavir）（Yeztugo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被誉为“革命性”的“奇迹”以及“44年来人类拥有的最具变革性的预防产品”。尽管其他药物也可以阻止HIV传播，但患者通常必须每天服药（
图1）[
1]。相比之下，每六个月注射两次lenacapavir就能几乎完全预防HIV（
图2）[
2]。2025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药用于暴露前预防（PrEP）以预防HIV感染。由于lenacapavir使PrEP变得更加容易，因此该药物有望使数百万人免于感染HIV [
3]。但前提是他们能够获取到这种药物。
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资金并调整部分政策，这危及了一项国际合作——该合作原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向较贫穷国家的200万人分发lenacapavir [
1,
4]。2025年1月，美国暂时冻结了所有对外援助，其中包括用于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资金。PEPFAR是一项备受赞誉的、已有22年历史的项目，旨在资助全球艾滋病预防和治疗工作，并计划为100万人采购lenacapavir [
4‒
5]。2025年2月，PEPFAR重启了一些项目，但新规可能使它无法向大多数试图避免感染HIV的人提供lenacapavir [
2]。此外，白宫已宣布计划削减PEPFAR的预算[
6]。
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其他行动，扰乱了正在进行的全球卫生改善工作的推进。特朗普政府几乎取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所有职能，而该机构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捐助方，为PEPFAR提供了约60%的资金支持[
7‒
8]。亿万富翁Elon Musk曾领导特朗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削减联邦开支，他轻描淡写地将该机构的突然关闭描述为“把USAID扔进了碎木机”[
9]。美国还宣布打算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曾是WHO最大的资助国[
10]。2025年6月，现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反疫苗活动家Robert F. Kennedy Jr.宣布，美国将不再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提供资金。Gavi是一家广受赞誉的公私合作组织，自200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较贫穷国家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并宣称已为超过10亿名儿童完成了疫苗接种[
11]。美国原定于2026—2030年间向该组织提供16亿美元的资助[
11]。
全球卫生界一片哗然。Bill Gates（其盖茨基金会已向国际卫生与发展事业捐赠了800多亿美元）在接受采访中提到Musk时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正在杀死世界上最贫穷的儿童，这幅景象委实难堪。”[
12]该领域的专家“对如此迅速、严重且缺乏人道的大幅削减感到震惊”，杜克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全球卫生实践教授Gavin Yamey表示。这些变化“规模巨大、性质极端，且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他补充道。但是由于美国对许多项目的最终资助水平尚不确定，因此目前尚无法确定由此产生的具体后果。此外，其他捐助方可能会介入以填补资金缺口，而部分曾依赖美国资助的国家或将承担更大比例的医疗保健费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拉斯顿伯里镇的全球卫生非营利组织Avenir Health的副总裁兼创始人John Stover表示，“几乎所有事情都仍处于混乱之中”。但他表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死亡人数增加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资金削减之际，全球卫生事业正取得一系列成功。例如，2025年初，WHO宣布，西非国家几内亚已成功消除了一种潜在致命的寄生虫病——非洲人类锥虫病，使其不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
13]。得益于新的治疗方法和控制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消灭传播寄生虫的咬人苍蝇），过去25年来，非洲各地的非洲人类锥虫病病例数量降幅超97% [
14]。2014年，埃及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居世界之首，但如今该国正按计划在2030年前消灭这一疾病[
15]。据美国国务院估计，PEPFAR自成立以来已挽救了2600万人的生命[
5]，并帮助将新感染HIV的人数从2011年的210万减少至2023年的130万[
3]。尽管近年来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但目前已有两种疫苗成为抗疟疾的重要手段[
16]。2025年4月，尽管美国并未参与，但国际社会经过艰苦努力，就一项新的大流行病条约达成了协议[
17]。
美国并非唯一一个缩减全球卫生援助的捐助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国最近也削减了其对外援助预算[
18]。但美国的行动影响更大，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卫生项目的最大资助方，其2024年拨款额达120亿美元[
19]。除了PEPFAR外，美国在2025财年的承诺还包括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一个公私合作项目，以下简称全球基金）提供16.5亿美元的资助[
20]。自该基金于2002年成立以来，美国已捐款约260亿美元，捐款额约为其他任一国家的三倍[
21]。
在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典礼后的短短数日，美国政府便冻结了对外援助资金，宣布美国退出WHO，并启动了《纽约时报》所称的USAID“快速解散”进程，其中包括取消该机构80%以上的项目，并将剩余项目转移到国务院[
7,
22]。
特朗普承认，USAID的预算削减是“毁灭性的”[
23]。但他也认为，应当激励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全球卫生援助的费用[
23]。这是美国政府为这些剧烈变化给出的理由之一。美国政府提出的其他解释包括：由于国家预算赤字庞大[
24]且国家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
25]，因此政府需要节约开支；特朗普还声称，USAID中欺诈行为猖獗[
25]。Kennedy削减对Gavi资助的理由是，该组织“忽视了疫苗安全这一关键问题”[
11]，但Gavi对此指控予以否认[
11]。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之所以有害，不仅是因为其规模之大，还在于其实施的方式。例如，对外援助冻结措施本应排除那些旨在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哪些项目符合豁免条件却并不明确[
26‒
27]。Yamey表示，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一些提供重要服务（如为HIV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的项目被迫中断。他表示，冻结措施的实施“极其混乱且极具破坏性”。Stover表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变化速度之快也具有破坏性。自1961年就存在的USAID在短短14天内便基本被关停了[
7]。他表示，如果美国当初宣布将逐步削减其对外援助预算，捐助方本可以与受援国合作，共同寻找资金来维持必要的服务。“正是这种突然性，让应对变得如此困难，并将造成诸多严重影响。”
Yamey表示，美国退出WHO的决定将加剧关闭USAID所带来的影响。2022年和2023年，美国为WHO提供了16%的资金。现在，WHO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其预算削减22% [
28]。特朗普政府不仅停止了对该组织的资金支持，还禁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员工与WHO同行进行沟通[
29]。Yamey说，美国CDC曾为WHO的多项疾病防控行动提供了关键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此外，这两个组织之前曾共同开展疾病监测工作，并共同抗击疫情（如2014—2016年发生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
30]。Yamey说，美国的退出对全球疾病防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特朗普政府在HIV预防方面的立场，可能会使数百万面临HIV感染风险的人无法获得lenacapavir [
2]。2025年之前，超过90%开始接受PrEP的人都是通过PEPFAR支持的项目获得的药物（
图3）[
31]。但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只有处于哺乳期或孕期的女性才有资格通过PEPFAR获取PrEP药物[
4]。不过，这可能还不是最终定论，政府是否会批准lenacapavir用于更广泛的预防，目前仍不得而知[
1,
4]。PEPFAR和全球基金原计划为200万人采购lenacapavir（吉利德公司承诺以非营利方式提供[
32]），但鉴于资金削减，他们将如何履行这一承诺，目前尚不明确[
1,
4‒
5]。
专家们目前正尝试评估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对全球卫生事业的影响。2025年5月，美国国务卿Marco Rubio在国会作证时表示，USAID预算遭削减并未导致任何人死亡[
33]。然而，新闻报道记录了资金削减所带来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资金削减迫使尼日利亚境内多家诊所关闭[
33]，阻碍了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南部非洲国家的HIV治疗和预防项目的推进[
34]，并致使苏丹儿童无法获得救命的抗生素[
35]。
而且，多种模型均预测将出现灾难性后果。例如，一项研究预测，由于USAID资金遭削减，到2030年将会有1400万人因此丧生[
36]。伯内特研究所（Burnet Institute，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高级研究官员Debra ten Brink及其同事预测，资金削减将增加HIV感染率和死亡率[
37]。ten Brink表示，研究人员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前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因为“许多主要捐助方已宣布削减预算”。该团队考虑了五种可能的资金情况，并模拟了这些情况对26个国家的影响。他们估计，最糟糕的情况是PEPFAR被取消且无额外资金投入，这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在2025—2030年间新增440万至1080万HIV感染病例，同期死亡人数可能增加290万人。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PEPFAR的预算将遭大幅削减，而非被取消。尽管研究人员并未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模拟，但他们的计算显示，这将导致新增50万至75万感染病例以及10万至20万死亡病例。
在另一项研究中，Stover及其同事预测了如果美国中断对HIV预防工作的资金支持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他们估计，到2040年，新发HIV感染病例将增加395%，HIV相关死亡人数将攀升151% [
38]。“我担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死亡率都会有所上升。”该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ten Brink说道。她补充说，这一结果“非常令人沮丧”，因为全球曾一度接近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
Stover表示，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收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预计到2026年年中，他们能更精准地评估预算削减对全球卫生服务造成的影响。他指出，讽刺的是，预算削减让评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他还提到，美国取消了一项已有40年历史、在较贫穷国家收集卫生数据的计划。
全球卫生界正忙于寻找方法来抵消资金削减的影响，以减轻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部分国家或许有能力接管本国的卫生项目。Stover指出，像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这样的较贫穷国家或许缺乏实施此类举措的资源，但像巴西和泰国这样的较富裕国家则可以选择这一方案。但ten Brink表示，这种转变不会立即发生。“如果政府长期依赖捐助资金，那么它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筹集到所需资源。”另一种选择是其他国家或慈善机构增加对全球卫生的捐助，但这种设想能否实现还有待观察。Yamey表示：“希望其他捐助方能够加大捐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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