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策略的思考和建议

王玉婧 ,  章骅 ,  吕凡 ,  徐斌 ,  何品晶

中国工程科学 ›› 2025, Vol. 27 ›› Issue (3) : 20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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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科学 ›› 2025, Vol. 27 ›› Issue (3) : 204 -214. DOI: 10.15302/J-SSCAE-2024.12.020
面向美丽中国的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策略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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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Odor Contro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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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恶臭／异味污染是公众投诉强烈、国家高度重视的环境问题之一，加强恶臭／异味污染治理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恶臭／异味污染源特征的研究进展、治理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和治理效果4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我国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了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面临的“达标扰民”问题，以及在恶臭／异味污染物检（监）测方法和识别方法、标准体系建设、次生污染控制和多污染物协同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研究建议，进一步发展高灵敏度、经济可行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测技术，完善各类污染源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谱；发展主要致臭／异味物质识别方法，尤其是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识别方法，为靶向控污提供依据；根据不同行业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特征，健全恶臭／异味污染相关标准体系；基于恶臭／异味污染物、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共存特征，有序开发高效、环境友好的协同治理技术。

Abstract

Odor pollution is 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ich have caused the strongest public complaints and drawn great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odor control is important for comprehensively accelerat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a. This study over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dor control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progress on odor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status of odor control technologies, establishment status of the odor-related standards system, and odor control performance. It also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odor annoyance caused by the emissions which meet the standards, and the drawbacks in terms of odorant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major odor contributor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system construction, secondary pollution control, and coordinated control of multiple pollutants.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that highly sensitive and economically feasible measurement and online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for the odorants to complement the odor profile of various odor sources. It is worthy developing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or major odor contributors, particularly applying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upport targeted pollution control.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odor-related standards system based on the odor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Moreover, effectiv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collaborative control technologies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odorants, greenhouse gases, and other pollutants considering their coexisting characteristic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恶臭／异味 / 源特征 / 识别方法 / 标准 / 碳污协同控制

Key words

odor / source characteristics / identification methods / standards / co-control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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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婧,章骅,吕凡,徐斌,何品晶.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策略的思考和建议[J]. 中国工程科学, 2025, 27(3): 204-214 DOI:10.15302/J-SSCAE-2024.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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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恶臭／异味污染具有多源、多组分和地域差异等特点，是受公众投诉强烈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高度重视恶臭／异味污染的防控与治理，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导，《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年）等文件均明确要求加大恶臭／异味治理力度。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直辖市将恶臭／异味污染防控纳入其“十四五”规划中。

恶臭／异味源主要可以分为生活源、农业源和工业源，涉及行业门类广泛。恶臭／异味污染物超过4000种，不同恶臭／异味污染源的气体组分存在差异。目前，已在垃圾[1]、污水处理[2]、餐饮[3]、畜牧[4]、工业制造[5]等行业开展了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时空分布以及主要致臭／异味物质识别等方面的研究，制定了与恶臭／异味污染相关的检（监）测、控制和排放等标准，发展和应用物理[6]、化学[7~9]、生物[10]技术来治理恶臭／异味污染。但是，恶臭／异味污染治理仍面临治理效果欠佳、“达标扰民”等问题，不利于提升空气质量和保护人民健康。

恶臭／异味污染是国家和公众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其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关系民生，也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围绕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梳理恶臭／异味治理的发展现状，分析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制定恶臭／异味治理策略提供参考。

二、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的发展现状

（一） 恶臭／异味污染源特征的研究进展

嗅觉感知受嗅觉受体基因表达、物质种类和浓度的多重影响。嗅觉受体基因表达影响嗅觉感知能力，带来个体之间的嗅觉差异。物质和嗅觉受体结合后触发神经信号，通过嗅球，最终传递到大脑的嗅皮层，产生嗅觉感知。嗅觉受体和配体之间具有选择性，因此，不同物质的气味特征可能存在差异。检知嗅阈值（简称“嗅阈值”）是感知气味存在的最低浓度，嗅阈值低的物质更容易被感知[11]。明晰源特征（气体成分、浓度和各成分的致臭贡献等）是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的基础。

恶臭／异味的产生涉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包括：原有物质发生相间转移（如有机溶剂挥发）[12]；在化学反应过程中生成新的物质（如农药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13]；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产生新的物质（如硫酸盐还原菌代谢产生硫化氢）[14]。恶臭／异味源特征和原料（底物）、反应条件、环境温度、微生物组成等因素有关[13,15,16]。

目前，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离子色谱、质谱等化学分析技术已用于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实验室检测[17]和在线监测[18,19]。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和动态稀释嗅辨法等人工嗅辨法主要用来分析臭气浓度[17]，臭气活度法（臭气活度是物质浓度和嗅阈值的比值）和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联用法等用于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20]。化学分析法和人工嗅辨法分别具有客观性、主观性。

已有研究发现，来自生活源、农业源和工业源释放的恶臭／异味污染物种类主要包括含氧化合物、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烷烃、烯烃、芳香烃、萜烯和卤代物等。具体来看，① 生活垃圾收运[21]、生物处理（厌氧消化[22]、堆肥[23]、昆虫养殖[24]）、焚烧[25,26]和填埋[27]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有含氧化合物、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芳香烃、萜烯和卤代物等，识别出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包括乙醛、乙酸、氨、三甲胺、硫化氢、甲硫醇和丙硫醇等。② 餐饮业油烟中的恶臭／异味污染物主要包括含氧化合物、萜烯和芳香烃等，识别出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为乙醛、己醛和辛醛[3,28]。③ 畜牧业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物主要包括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和含氧化合物等，识别出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为硫化氢、甲硫醇和三甲胺[4,29]。④ 医药制造业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物主要包括烃类化合物和含氧化合物等，识别出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为正己烷、正戊烯、正己烯、甲苯、对二乙苯、2-甲基异莰醇和土臭素等[30,31]。⑤ 烟草行业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物主要包括烃类化合物、含氧化合物、含硫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等，识别出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为乙酸乙酯、乙酸丙酯、2-丁酮、戊酸、异戊酸、乙醇、苯乙烯、吡啶和乙醇等[32]。不同类型的恶臭／异味源甚至同一类型的恶臭／异味源、不同区域的恶臭／异味污染源特征，在成分和主要致臭贡献者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技术发展现状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技术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及其组合工艺。物理方法可以细分为恶臭／异味源覆盖[33]、密闭和物理吸附[34]，化学方法主要包括化学吸收[7]、光催化氧化[8]和低温等离子体[9]等，生物方法主要包括生物过滤、生物滴滤和生物洗涤[10,35]。随着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趋严，多级组合工艺的应用更加广泛。① 在物理方法方面，恶臭／异味源覆盖适用于污水处理池和垃圾填埋区域等，恶臭／异味源密闭适用于垃圾处理设备等，通过物理隔离，减少恶臭／异味污染物逸散，实现局部重点收集，减小臭气收集风量。对于末端治理工艺，活性炭可以利用多孔结构吸附多种恶臭／异味污染物，在吸附初期对污染物的去除率可达90%以上。但是，在吸附过程中，活性炭的吸附能力逐渐趋于饱和，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也随之降低[6]。由于吸附饱和后的活性炭需要再生或者作为危险废物处置，该工艺一般适用于处理低浓度气体，且通常作为组合工艺的最后一级[29]。② 在化学方法方面，化学吸收通常采用酸、碱和氧化剂作为吸收剂，如硫酸等酸性吸收剂适用于处理氨和三甲胺等碱性污染物，氢氧化钠等碱性吸收剂适用于处理硫化氢和挥发性脂肪酸等酸性污染物，次氯酸钠等氧化性吸收剂适用于处理甲硫醇等还原性污染物。化学吸收的处理效果与恶臭／异味污染物的酸碱性、还原性和溶解性、运行参数等因素有关，理想情况下对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去除率可达100%[7]，但也存在去除率低于10%，甚至为负值的情况[35]。化学吸收设备的占地面积相对较小，适用风量和浓度范围较广[36]。光催化氧化和低温等离子体均属于高级氧化工艺，前者利用光能激发半导体催化剂产生羟基自由基，后者通过电场放电产生高能电子、自由基和臭氧等；这两种工艺对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去除率为20%~100%，适用于处理中低浓度气体，但是需要注意次生污染问题[8,9,37,38]。③ 在生物方法方面，生物处理工艺利用自养或者异养微生物降解恶臭／异味污染物，处理效果受填料类型、温度、负荷、微生物组成等因素影响，对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去除率可接近100%[39]，但也会出现处理后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的情况[35]。受限于占地面积，生物过滤工艺适用于中低风量恶臭／异味气体处理。与生物过滤设备相比，生物滴滤设备的占地面积小，可有效处理高浓度气体。生物洗涤在恶臭／异味治理领域的应用较少[39,40]。

目前，欧盟、美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发布了多个与恶臭／异味控制相关的技术指南或规范。欧盟在垃圾填埋、畜禽养殖、制药和涂装等行业发布了恶臭／异味控制的最佳可行技术；美国针对农药制造、有机化合物合成、塑料和合成纤维工业等行业发布了与恶臭／异味控制相关的可行技术。在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面，我国面向印刷、纺织、涂料油墨、制革和制药等工业行业发布了污染防治方面的可行技术指南；制定了陶瓷、石油炼制、包装印刷、炼焦化学、玻璃、金属炼制工业废气治理等工程技术规范，制定了吸附法、催化燃烧法和蓄热燃烧法等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异味污染物之间存在交集，因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相关技术指南或规范会涉及部分恶臭／异味污染物治理。

恶臭／异味污染控制效果的评估技术包括环境监测、模型评估和社会调查等。环境监测是评价恶臭／异味污染控制效果最常用的方法。通过采集和分析污染源排气筒与厂界的气体样品，获得其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浓度、排放速率以及臭气浓度的数据，并与现行相关排放标准指标进行对比，判断其是否超标，进而评价恶臭／异味污染控制效果。除排放浓度和速率外，污染物去除率也可以用于评价控制效果，如上海市地方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82—2016）同时规定了臭气浓度的排放限值和去除率。AERMOD和Calpuff等大气扩散模型可用于评估恶臭／异味污染源治理前后对周边敏感区域的影响[41]。社会调查通过运用投诉分析、调查问卷和回访等形式，可以了解公众对恶臭／异味污染控制效果的满意程度。

（三） 恶臭／异味污染相关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我国在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方面逐步建立了相关标准体系，包括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检（监）测方法、控制方法和排放要求等标准。恶臭／异味污染的检（监）测对象涵盖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含氧化合物、芳香烃等污染物和臭气浓度。其中，污染物检测采用化学分析法；臭气浓度作为综合性指标，通常采用嗅辨法，反映气体给人的整体嗅觉感受。① 随着分析方法和仪器的发展，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检（监）测标准不断丰富和完善，如《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替代了《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 14675—1993）。② 在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控制方法标准方面，《城镇环境卫生设施除臭技术标准》（CJJ 274—2018）、《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CJJ/T 243—2016）等标准规定了臭气源头控制、臭气收集和末端处理的相关要求。其中，臭气源头控制主要规定了恶臭／异味源覆盖、密闭和喷洒除臭剂等要求，气体收集主要规定了风管布置和收集风量等要求，末端处理主要规定了除臭工艺的工艺参数和运行维护等要求。③ 在排放标准方面，《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是我国最主要、应用范围最广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了更好地控制恶臭／异味污染，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相关地方标准，如垃圾处置、污水处理、畜牧养殖以及工业领域等。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鼓励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此后，在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团体标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恶臭／异味控制相关标准。例如，《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技术指南》（T/ACEF 156—2024）适用于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厂区、敏感区的恶臭／异味污染走航监测。《生活垃圾处理建（构）筑物恶臭气体收集设计标准》（T/HW 00057—2023）为设计生活垃圾焚烧厂、厨余垃圾处理厂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恶臭气体收集系统提供了依据。

（四）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效果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治理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完全解决恶臭／异味污染扰民问题。根据《2018—2020年全国恶臭／异味污染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18—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恶臭／异味投诉举报件数逐年减少，但在全部环境问题投诉举报的占比仍然超过20%。恶臭／异味投诉涉及多个行业，投诉居前十位的行业依次是垃圾处理、畜牧业、化工、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餐饮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汽修业、医药制造业。不同地区的恶臭／异味投诉行业分布存在差异，如2020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恶臭／异味投诉最多的行业均为畜牧业，而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为垃圾处理行业。2021—2024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接到了多起关于恶臭／异味污染扰民的投诉。可见，虽然我国在恶臭／异味源特征研究、治理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仍存在诸多有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效果。

三、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面临“达标扰民”的问题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单位在采取控制措施后，其有组织和厂界排放虽然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等的要求，但是仍然可能引发恶臭／异味污染投诉，即“达标扰民”。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① 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的要求提高，对恶臭／异味污染的容忍度降低，达标效果和当前人民群众期待的效果之间存在差距。② 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紧张，城市布局不合理，恶臭／异味产生源与生活区的距离缩短，大气的稀释作用不充分，尽管污染源已实现达标排放，但是其影响范围仍然覆盖了生活区。③ 在恶臭污染物的相关排放标准中，通常将污染源分为现有污染源和新建污染源，而现有污染源的排放指标比新建污染源宽松。这意味着，在执行与新建污染源相同的排放指标之前，现有污染源可能产生恶臭／异味污染。④ 不同行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物存在差异[4,21,30,32]，排放标准却普遍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缺少一定的针对性。虽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1098—2018）等地方或行业标准涉及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但是部分标准仅以臭气浓度作为恶臭／异味控制项目且沿用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的臭气浓度限值；此外，一些重要的致臭／异味物质缺乏排放指标[42]，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的臭气浓度指标较为宽松。⑤ 恶臭／异味污染具有瞬时性和阵发性特征[43]，污染监测存在时间滞后，导致难以监测和评判。

（二） 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检（监）测和识别方法存在不足

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检（监）测水平还有待提高，部分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嗅阈值极低，现有分析技术的检测限高于其嗅阈值，在未检出的浓度条件下，已经引发恶臭／异味污染[17]。此外，目前只能从已知的污染物中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对未知物质的致臭贡献还不明确。

受生产过程和气象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恶臭／异味污染具有时空变化的特点。垃圾卸料、堆肥翻堆和工业生产间歇性排气等过程都可能产生瞬时、高强度恶臭／异味，随后逐渐减弱。此外，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到大气环境后，其迁移和浓度分布受地形、气压、风向、风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恶臭／异味污染监测往往存在时间迟滞。在线监测可以连续、实时检测恶臭／异味污染物或者臭气浓度，有望解决监测难的问题，但其广泛应用面临挑战。例如，限于空间、运行环境要求以及价格高昂等因素，高分辨率质谱仪通常用于实验室分析测试，暂不适合广泛的环境在线监测。目前，仅有硫化氢和氨等少数恶臭／异味污染物以及臭气浓度，实现了工业规模的在线监测，但污染物浓度检测限通常较高[44]。近年来，走航技术逐渐应用于恶臭／异味污染的在线监测，通过分析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实现溯源。然而，现有走航技术监测的目标污染物主要是挥发性有机物，对中低浓度含氮、含硫等化合物的监测能力有限[45]。臭气浓度在线监测和污染物走航监测设备的价格通常都较为昂贵，限制了其推广应用。

在主要致臭／异味物质识别方面，现有的识别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臭气活度法是国内外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该方法限于污染物嗅阈值的未知性、个体嗅觉差异和测试方法等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未考虑未知污染物以及污染物之间相互影响[17]。相比于臭气活度法，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联用方法结合了化学和嗅觉分析，可以分析臭气中不同成分的气味特征，为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提供了依据[20]。但是该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① 受预处理和载气流速的影响，嗅辨口流出的污染物浓度可能不同于原始气体中污染物浓度，而物质的气味特征与浓度有关，这可能导致对主要致臭／异味物质的误判。② 受限于色谱的分离能力，可能存在多组分共流出的问题，导致对物质气味特征和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发生误判。③ 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仪器价格昂贵，广泛推广受成本限制。

（三） 恶臭／异味污染相关标准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1.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判定恶臭／异味污染的重要依据。我国以部分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排放浓度、速率和臭气浓度作为排放指标，在制定排放标准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恶臭／异味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择问题

目前，不同污染源的恶臭／异味特征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也发现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但是，受限于检（监）测和识别方法，传统污染源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谱尚不完整，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尚未完全明晰。此外，有关新污染源（如开挖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恶臭／异味污染特征的相关研究较少，且研究结论存在差异[14,46,47]。因此，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项目的选择依据仍然不足。

除了靶向性恶臭污染物指标的制定问题，综合性指标的选择同样值得深入探讨。恶臭污染物浓度与人嗅觉刺激程度的关系遵循韦伯 – 费希纳定律，臭气浓度和臭气强度并非线性关系，不同物质的臭气浓度和臭气强度转化系数也存在差异。这将导致臭气浓度相同而成分不同的两种气体，其臭气强度可能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嗅觉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人对同一种气味的愉悦度评价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臭气浓度和强度较大的气体不一定让人不愉快。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性指标选择方法。

（2）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科学制定问题

在选择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之后，需制定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存在制定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计算参数的可及性和适用性等问题。例如，在基于臭气强度制定恶臭／异味污染物场界排放限值时，需要建立物质浓度与臭气强度的对应关系式，但是，目前只建立了氨、硫化氢等部分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对应关系式，尚需完善其他重要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对应关系式。此外，在制定有组织排放限值的过程中，如果采用排放系数和地区性经济技术系数作为计算参数，还需考虑参数的时效性。例如，需考虑《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相关系数的适用性问题。

（3）制定室内恶臭／异味污染物浓度限值的必要性问题

现行的恶臭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仅规定了有组织和厂界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而未规定室内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浓度限值。从控制恶臭／异味源对周边环境影响的角度看，规定有组织和厂界排放限值是有效的。然而，从保护恶臭／异味源工作人员健康和评价臭气收集效率等角度看，制定室内恶臭／异味污染物浓度限值仍值得考虑。虽然恶臭／异味源工作人员可以采取劳动防护措施，但是在防护措施不当的情况下，仍存在嗅觉不适和健康风险。此外，室内恶臭／异味污染物可通过门、窗等逸散到室外，如果浓度过高，将影响周边环境。虽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规定了氨、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苯并[a]芘的浓度限值，但是，该标准仅适用于住宅和办公建筑物，未涵盖硫化氢等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无法全面评价室内恶臭／异味污染及其控制效果。此外，对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恶臭／异味源的室内环境而言，该标准的相关指标可能过于严格。例如，该标准规定了氨的1 h平均浓度不应超过0.2 mg/m3，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规定氨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8 h工作日、40 h工作周）不应超过20 mg/m3，两项标准规定的浓度限值存在较大差异性。因此，在制定室内恶臭／异味污染物控制指标时，面临选择控制项目和制定浓度限值的问题。

2. 各行业恶臭／异味污染物治理的技术指南／工程技术规范／产品标准

我国已发布了一些工业领域挥发性有机物防治的可行技术指南和工程技术规范。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异味污染物之间存在交集，但挥发性有机物不等同于恶臭／异味污染物，不同行业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存在差异且不一定是挥发性有机物。因此，已有的工业领域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相关技术指南或工程技术规范不一定适用于其他行业的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目前，恶臭／异味污染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不明，导致选择控制技术以及设计、优化工艺参数缺乏依据，难以为恶臭／异味污染物治理技术指南和工程技术规范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恶臭／异味控制产品标准在制定／修订过程中，存在缺少评价指标或者评价指标不合理的问题。以《生活垃圾除臭剂技术要求》（CJ/T 516—2017）为例，现行标准将硫化氢、氨、甲硫醇和甲硫醚的去除率作为除臭剂的性能指标，这与靶向除臭存在一定的矛盾。恶臭／异味源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可能是硫化氢、氨、甲硫醇和甲硫醚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也可能都不是，因此，恶臭／异味控制产品性能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仍亟待加强。

（四） 次生污染控制和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存在不足

恶臭／异味污染在治理过程中，可能产生次生污染。根据《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2024年，限制类和淘汰类）》（征求意见稿），低温等离子体和光催化氧化及其组合废气净化技术被禁用于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恶臭／异味治理除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分解产物、次生污染风险不明。可见，废气净化的次生风险已经得到国家重视。除了低温等离子体和光催化氧化，其他恶臭／异味治理技术也存在次生污染风险。目前，我们对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有致病微生物气溶胶[48]、化学吸收过程中产生的污水[49]、吸附饱和的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喷洒除臭剂产生的次生污染风险尚缺乏评估。现有恶臭／异味控制过程次生污染研究以有限种类恶臭／异味污染物作为气体成分，并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然而，在实际工程中，恶臭／异味气体成分复杂，次生污染产生机制和风险不明晰，存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脱节的问题。

污染源可能同时释放恶臭／异味污染物、微塑料[50]、抗生素[51]、抗生素抗性基因[52]、挥发性有机物[53]、致病菌[54]等多种污染物以及温室气体[55]。例如，在厨余垃圾厌氧消化厂除臭系统收集的气体中，不仅检出了含硫化合物等恶臭／异味污染物，还检出了浓度高达536.1 mg/m3的甲烷和3.6 mg/m3的氧化亚氮[56]，说明了减污降碳的必要性。在厨余垃圾蝇蛆养殖场，检出了三甲胺等恶臭／异味污染物，也检出了抗生素抗性基因[24,57]，在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空气中存在硫化氢等恶臭／异味污染物、微塑料和致病菌等[33,50,54]。然而，恶臭／异味污染物、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研究通常相互独立，其共存特征尚有待进一步探索。由于污染物的性质差异，恶臭／异味控制技术对其他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可能不佳；目前也缺乏恶臭／异味污染物与其他类型污染物协同治理的研究。

四、 恶臭／异味污染治理策略

基于我国恶臭／异味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本文提出了恶臭／异味污染控制策略（见图1），以期为解决现有问题、科学提升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效果提供参考。

（一） 发展恶臭／异味污染物检（监）测技术，完善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谱

恶臭／异味污染物的检（监）测是恶臭／异味治理的第一步。从仪器普及性和经济可行性角度看，建议优先发展实验室分析技术，提高检测器对不同行业已识别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尤其是极低嗅阈值物质的检测灵敏度。针对恶臭／异味污染物识别不全的问题，进一步发展非靶向分析方法，发现更多目前未知的致臭／异味物质；通过建立物质气味特征预测方法，筛选潜在的致臭／异味物质。随后，参考实验室分析得出的不同行业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特征，筛选在线监测指标，进一步提高在线监测技术的灵敏度、准确性和便携性，降低监测成本。

针对恶臭／异味污染具有阵发性和瞬时性的特点，恶臭／异味污染物的监测策略具体如下。① 在监测时间方面，在不具备在线监测条件的情况下，基于已有数据（如投诉频率）和信息（如地形与气候条件、生产过程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特征和相应的作业时间段），筛选恶臭／异味污染高发时间段进行监测。例如，山谷地区会存在局地环流的情况，夜间发生恶臭／异味污染的可能性较大，宜在夜间进行监测。此外，在接到投诉后，有关单位应尽快赶往现场开展恶臭／异味污染物的监测。② 在监测点设置方面，结合气象条件，在污染源的上风向和下风向，以及在有组织排放源位置安排合适的监测点。另外，注重检查污染源内的无组织排放情况，宜在无组织排放源增设监测点。在污染源设置监测点的基础上，宜根据投诉情况、功能区划分和主导风向等因素，采用网格布点等方式在可能受影响的区域设置监测点。③ 在监测方法方面，对于污染源较少的区域，在采集气体样品后，需立即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或者在选定的监测点进行在线监测；在垃圾处理循环产业园、工业园区等存在多个污染源的区域，可以采用走航监测技术，辨别主要污染源，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在监测过程中，可以手动或者采用气象微站自动记录气象数据。如果不具备在线监测条件，可以通过合理选择采样时间和频率，设置采样点，获取更完整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信息。

在发展恶臭／异味污染物检（监）测技术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恶臭／异味污染源特征和技术经济可行性，合理选择和优化检（监）测技术，积累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数据，进而建立和完善各行业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谱，尤其是在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畜牧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等恶臭／异味投诉频率较高的领域以及新污染源（如开挖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二） 发展主要致臭／异味物质识别方法

基于不同行业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谱，发展和优化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的方法。相比于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联用方法，臭气活度法的经济可行性更强且效率更高。因此，建议首先基于已有的物质浓度和嗅阈值研究数据，采用臭气活度法，筛选臭气活度高的物质作为疑似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然后通过气味重组和缺失试验，确认其对恶臭／异味的贡献。如果试验发现臭气活度高的物质并非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再通过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联用方法，进一步识别潜在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

采用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联用方法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时，建议首先检测嗅辨口流出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浓度是否与原始气体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研究识别出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气味特征是否受浓度的显著影响。然后，通过比较嗅辨口流出的不同物质与气体整体的气味特征，识别潜在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再通过气味重组和缺失试验加以验证。

除了臭气活度法和气相色谱 – 质谱 – 嗅辨分析联用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也是非常有前景的方法。受限于标准物质，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全定量分析可行性较弱，可通过半定量分析，基于不同物质的色谱／质谱峰面积／峰高和气体整体的臭气浓度／强度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方法，识别影响恶臭／异味的主要污染物[58]。这种方法规避了嗅阈值缺失、存在不确定性、污染物相互作用未知等缺陷对识别主要致臭／异味物质的影响。

（三） 健全恶臭／异味污染相关标准体系

排放标准会引导技术／产品标准，建议优先制定排放标准和相关检（监）测标准。首先，根据所识别出的主要致臭／异味物质，确定排放标准中的控制项目，制定相应的检（监）测标准（如果尚未发布）。在综合指标方面，建议先沿用臭气浓度，而后比较和论证臭气浓度、臭气强度或愉悦度作为综合指标的可行性，进而建立制定排放限值的方法。针对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建立和完善物质浓度与臭气强度之间的关系，基于臭气强度，结合健康风险参考浓度，制定恶臭／异味污染物场界排放限值。对于有组织排放限值，建议考虑排气筒与居民区的距离，利用扩散模型计算居民区臭气强度1级对应的有组织排放浓度，制定不同距离区间范围内的有组织排放限值。根据不同行业的恶臭／异味污染物释放特征，制定细分行业的排放标准。此外，建议综合考虑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处理成本制定恶臭／异味污染物的室内浓度标准，为判断臭气源头控制效果和收集效率提供依据。

在排放标准的引导下，建议参考国外已有的行业恶臭／异味治理的技术指南或工程技术规范，根据我国各行业的实际排放情况进行完善和调整。在制定或修订恶臭／异味控制产品标准时，由于不同恶臭／异味污染物存在性质差异，除臭剂的性能指标不能一概而论，宜规定其对所适用污染物的去除性能。此外，需要规定恶臭／异味控制产品使用全过程的安全性，尤其是通过喷雾形式与人体直接接触的产品。

（四） 开发高效、环境友好的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技术

相比于温室气体、微塑料和生物气溶胶，恶臭／异味污染物具有易被感知的特点。因此，建议在发展恶臭／异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协同治理技术时，优先保证恶臭／异味治理效果。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协同去除率。

从恶臭／异味污染治理角度，需要发展高效除臭技术。针对化学吸收对部分重要恶臭／异味物质的去除效率较低的问题，建议根据这些致臭／异味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研发新型吸收剂，或者将化学吸收和其他工艺组合应用。针对生物工艺启动时间长、抗冲击负荷能力差和处理效率不稳定等问题，可针对主要致臭／异味物质培育和选择功能菌种，优化接种方法，在生物工艺段上游设置其他工艺，降低进气负荷波动。针对吸附剂饱和后的处理和再生问题，可针对主要致臭／异味污染物，开发选择性和易再生的吸附材料，延长吸附剂更换／再生的时间间隔，降低运行成本。针对高级氧化工艺处理效率波动范围大的问题，可先进行现场小试规模研究，评估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的效果，再进行推广应用。此外，应加强对高级氧化和其他恶臭／异味治理工艺的次生污染研究，尤其是开展工程规模的研究，建立次生污染评估方法。采用现场试验的方法，评估净化后气体整体的健康风险，而非基于部分有毒有害物质浓度评估风险。积累工程规模的次生污染研究数据，加强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之间的联系。

在实现高效除臭的基础上，针对恶臭／异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协同治理问题，需要调研不同行业恶臭／异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共存的情况，针对共存物质的类型和性质，发展和选择治理技术。已有研究表明，化学吸收工艺可以协同去除恶臭／异味污染物和微塑料[7,59]，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兼具减少恶臭／异味污染物和灭活气溶胶微生物的作用[60]。处理多种污染物共存的气体，宜采用组合工艺，但是，组合工艺并非处理级数越多越好，需要针对性地选择处理工艺，分级去除污染物，并且充分考虑处理成本和次生污染。

五、 结语

恶臭／异味污染是直接关系民生的重要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恶臭／异味污染治理已取得了一定成效，逐步揭示了恶臭／异味源特征，发展了恶臭／异味污染治理技术，建立了恶臭／异味治理相关标准体系。但是，我国恶臭／异味污染治理仍然面临“达标扰民”、检（监）测和识别方法存在不足、标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次生污染控制和多污染物协同治理不足等问题与挑战。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开展研究：① 进一步发展高灵敏度、经济可行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测技术，完善各类污染源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成分谱；② 发展主要致臭／异味物质识别方法，加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该领域的应用，为靶向控污提供依据；③ 针对各行业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特征，健全恶臭／异味污染相关标准体系；④ 基于恶臭／异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的共存特征，有序开发高效、环境友好的协同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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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修复治理策略研究”(2023-HZ-2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D1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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