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

朱振肖 ,  张丽荣 ,  刘懿颉 ,  孟锐 ,  王金南 ,  刘旭 ,  尹伟伦

中国工程科学 ›› :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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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科学 ›› : 1 -11. DOI: 10.15302/J-SSCAE-2025.12.015

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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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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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要义。“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进入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更高要求。本文总结评估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和现状，系统研判“十五五”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压力和挑战，对标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目标和路径，落实“昆蒙框架”，从时间序列 ‒ 空间格局 ‒ 社会治理3个维度，研究构建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框架，提出东部 ‒ 中部 ‒ 西部 ‒ 东北不同空间区域差异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以及“政府 ‒ 企业 ‒ 公众”全社会多主体共治路径。面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十五五”时期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深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机制；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实施一批标志性保护工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美丽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夯实自然生态根基。

Abstract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core essenc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enters a crucial phase that bridges past efforts with future goals, aiming to achieve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demands higher standard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and examines the primary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tha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ill fac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ligning these efforts with the strategic goals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implementing 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the study proposes a new-era action framework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temporal sequence, spatial pattern,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introduces differentiated 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along wit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way engagi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where man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the study recommend strengthen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following key area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eriod: enhancing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longside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deepening mechanism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equitable benefit-sharing of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iderations into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landmark conservation projects. These efforts aim to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 Beautiful China through high-standard conservation, thereby improving China's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solidifying the natural ec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美丽中国 / 生物多样性 / 主流化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Key words

Beautiful China / biodiversity / mainstreaming /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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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肖,张丽荣,刘懿颉,孟锐,王金南,刘旭,尹伟伦. 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 (): 1-11 DOI:10.15302/J-SSCAE-2025.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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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2023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印发，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2026年7月，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要求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进入承上启下、拓面提质、积厚成势、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2-3]，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更高维度的时代要求。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兼具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保护任务的艰巨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更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国际履约背景下，我国先后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等顶层设计文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发展全局，初步形成了政策引导、工程支撑、科技赋能的保护格局。然而，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多元主体协同不足、保护与发展矛盾、主流化难落地等现实困境，亟需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框架下探索更具系统性、针对性的保护策略。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多聚焦于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围绕就地与迁地保护结合、智慧监测技术应用、生态补偿和绿色金融价值转化路径等开展了诸多探索，较少从美丽中国建设的整体目标出发，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与城乡环境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生态文化培育等维度的深度融合路径，对“美丽中国”目标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顶层设计与实践落地衔接研究存在缺口。本文深入解析全面建设美丽中国战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时代要求，立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的现实基础与问题挑战，响应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的总体要求，研究提出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框架和重点任务，探索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方案，以期为“十五五”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提供参考。

二、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时代要求

（一） 以高水平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撑绿色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途径和内在要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有效载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抓手[4]。应坚持保护优先，落实“昆蒙框架”确定的“3030”目标，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协同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控生态安全风险，夯实美丽中国的生态根基。同时，积极发挥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优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将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策、法规、规划和发展进程，科学推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适度有序发展生物经济、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绿色低碳产业，促进生物多样性价值转化和实现，支撑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 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差异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展现大美西部壮美风貌、亮丽东北辽阔风光、美丽中部锦绣山河、和谐东部秀美风韵，塑造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建设板块[5]。生物多样性是各区域生态系统维持稳定和功能协调的基础，直接决定了其景观格局、生态服务供给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西部高寒及干旱生态系统的稳定，依赖于其独特的物种适应性及脆弱的物种互惠网络；东北森林 ‒ 湿地的碳汇、水源涵养等关键生态服务功能取决于其完整的食物链和物种多样性；中部“锦绣山河”的永续，离不开传粉昆虫、土壤生物及天敌等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东部高度人工化景观中的“秀美风韵”，则需依托本地种库和生态廊道来维持其生态韧性。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差异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质上是对不同生态区系“自然资本”的精准管理与价值实现，宜充分考虑区域景观格局的整体性和完整性，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和生物资源，因地制宜实施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三）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美丽系列”建设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确立了一体开展“美丽系列”建设工作的系统部署，要求坚持要素统筹和城乡融合，在要素层面重点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建设，在不同区域尺度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中国新画卷[5]。生物多样性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支撑，应以要素和城乡为切入点，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美丽系列”建设，解析生物多样性与各要素之间的依赖耦合关系，以及在城市和乡村建设中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作用，以物种、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的丰富多样充实“外在美”建设，以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构建“内在美”的支撑内核，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城乡生态品质[6]。

（四） 引领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引导全社会共同行动，鼓励园区、企业、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开展绿色、清洁、零碳引领行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推动生物多样性的多方共治与公众参与，需要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理顺央地联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机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行业领域发展规划计划及部门政策，发挥政府主导、企业响应、全民参与的行动共同体作用[7]。

三、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评估与问题诊断

2012年以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国生态系统整体呈现改善趋势，生态保护修复监管体系基本建立，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逐步形成，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我国从重要参与者转变为具有引领力的核心推动者[8]。对标全面建设美丽中国愿景目标，以及“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目标，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与成效

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持续强化，我国先后出台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案文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法律法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法规政策保障。2024年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为新时期落实“昆蒙框架”、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2025年印发《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提出7大工程24个项目，标志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战略构想迈入系统保护阶段[9]。

就地迁地保护网络持续优化。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30%。划定32个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28.8%。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设立了首批5个国家公园，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种类。逐步构建“植物园+动物园+种质资源库”多层次迁地保护体系，在国家植物园迁地保育近3万种活体植物，国家种质资源库保存超1亿粒野生植物种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扎实的物种备份与恢复保障。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先后实施了51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以上，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森林的“水库、钱库、粮库、碳库”作用日益凸显[8]。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成效显著，荒漠化和土地沙化面积及程度实现“双缩减”，水土流失面积及强度实现“双下降”。持续实施“蓝色海湾”行动，全国整治修复海岸线约1680 km、滨海湿地约500 km2，红树林面积增长至302.7 km2，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长国家之一[8-9]。

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初步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推进建设了两批全国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引导开展生物多样性多类群调查与评估，运用eDNA分析、人工智能识别等前沿技术提升物种识别效率和风险预警能力。持续开展“绿盾”“中国渔政亮剑”“昆仑”“清风”“碧海”等系列专项监督执法活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积极推广普及生态公益性岗位、自然教育等公众参与活动，通过工商业保护联盟带动企业参与物种资源评估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初步建立“政府 ‒ 公众 ‒ 市场”的互动共促机制。作为COP15主席国，力促通过“昆蒙框架”成立“昆明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逐渐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和贡献者。

（二）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2025年1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第七次全球环境展望报告（GEO-7）《我们选择的未来》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仍在加速。我国生态系统脆弱、物种受胁等基础性问题依然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仍面临诸多深层次的挑战与制约。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不足。生物多样性价值科学评估与有效转化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然而，因生物多样性价值系统复杂、公共属性强及量化方法不完善，难以有效货币化，生物多样性投入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环境服务难以市场化，投入资本获利难度大、回报率偏低且不稳定[7,10]。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包括土地开发与用途转变、产业发展与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生产造成的污染等，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大量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等的使用，导致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大幅降低[11]。此外，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有效的统筹机制，亟需建立一体化的治理框架。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路径难落地。生物多样性上位法缺失、中央和地方脱节、资金单一化缺口大等因素，共同掣肘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有效落地与实施成效[7]。在实践层面对特定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与“农林牧渔”产业管理存在直接关联甚至冲突矛盾，例如在渤海海洋保护区目标设定中对渔业管理目标考虑不足[12]，而在西北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与野生动物致害形成一种复杂的调节和加剧关系[13]。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相关技术人才短缺，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路径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顺利落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单一且缺口大，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公共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亟需通过政策激励、金融工具创新及补贴转型破解资金困局[14]。公众和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薄弱，参与度低，社会力量难以有效整合。

四、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框架

按照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落实“昆蒙框架”，紧密衔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三大目标，立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从“时间序列 ‒ 空间格局 ‒ 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研究提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战略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框架，如图1所示。

（一） 时间序列：中长期目标

围绕“昆蒙框架”及国家十年战略行动计划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紧扣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巩固拓展，实现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十六五”整体提升，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总体目标，响应中远期具体指标，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分阶段目标。

到2030年，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达成“3030”目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得到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打造一批城乡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样板；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水平得到提升，利用遗传资源和数字化序列信息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进一步得到公正公平分享，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支撑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效凸显；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根基作用愈加彰显。

到2035年，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更加优化，典型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可持续利用机制全面建立，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生态安全更加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二） 空间格局：区域差异化布局策略

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四板块、多节点”的全地域建设空间布局，立足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自然地理基础特征，参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2030年）》等空间区划和规划布局，聚焦国际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以区域特色旗舰物种、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为重点，衔接美丽中国先行区、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山川、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等建设，融入特有物种及栖息地的保护恢复、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现代化治理等内容，设计区域差异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措施（见表1）。

（三） 社会治理：多主体共治

生物多样性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多方协同机制，合力构建“政府 ‒ 企业 ‒ 公众”多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共治体系（见图2），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良好局面，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发挥政府部门主导者、规制者及监管者作用，从完善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促进经济调控和市场创建、履行监督执法、推动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供给，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15]。引导企业积极行动，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可持续运营，采取绿色供应链，开发生态技术和产品，结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披露生物多样性信息。充分发挥金融部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友好融资的主流化和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害的资金流动方面的关键作用，将资金投入到能够带来经济和生态效益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投资中，促进ESG投资的发展[14,16]。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发展生物多样性公民科学，培育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消费和生活方式，搭建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为主要手段的全民参与监督平台，创新发掘适宜不同人群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17]。借鉴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强化校园、道路沿线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建设实施力度[18]，同步完善风水林、天然林、公益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并将相关保护成效纳入考核体系[19]。

五、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战略任务

（一） 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根基

生态安全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石和前提。生态系统健康、环境质量与气候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能增强生态系统的抗扰动能力，使其应对更强的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20]。深刻把握环境污染、碳排放及生物多样性受损高度同根同源的特征，强化源头治理与系统性转型，注重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扩容增汇并重，从根源防控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1]。推广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NbS强调以一种高效利用资源、适应性的方式应对多种社会挑战，而生物多样性是NbS的核心目标[22]。促进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流化，将NbS融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管理政策机制[23]，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态保护监督管理等政策制定落实过程中，全面融入NbS理念，通过NbS增加生态系统碳汇，防治环境污染，推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管理措施，协同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安全[24-25]。

（二） 深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支撑美丽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基调，“昆蒙框架”确定了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的2050年愿景目标，要求通过可持续利用满足人类的多元化需求，包括对种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农林牧渔可持续管理、保护和恢复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改善城市和人口聚集区的人类健康和福祉、公正公平分享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等方面，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在“经济 ‒ 社会”福祉维度上具有高度相通性和一致性。

研究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65%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因自然损失而面临威胁，尤其是农业、食品和饮料，供应链和运输，能源和公共设施因自然损失而面临着最大的风险[26]。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机制，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价值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转化为区域特色产业链和社区收益，将保护修复投入转化为全民共享的优质生态产品，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协同推进城乡绿色高质量发展，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绿色发展根基。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将生物多样性作为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加强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持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27]。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强化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完善以农作物、畜禽资源、农业微生物为主体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体系，全面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推进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协调，引导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建设美丽乡村。

（三） 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提升美丽中国现代化治理水平

“昆蒙框架”关于主流化的行动目标全面覆盖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强调以制度调控为主导，将高层级目标转化为全社会多尺度包容性的具体行动。为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实施条件是实施主流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包括设立职能机构、完善政府机制、充足的资金保障以及指导有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必要知识等赋能条件，引入无净损失原则、缓解层次、生物多样性补偿、生物多样性损害赔偿等工具方法。将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纳入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总体布局，尤其在美丽中国先行区、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等建设中，鼓励园区、企业、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依托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开放地建设，细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任务，支撑不同层级的美丽细胞建设，带动形成全社会共建格局（见表2）。

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数字治理体系，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提供精准保护与决策支持，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打造沉浸式教育体验的活动场景，提高生物多样性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28]。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履行国际公约和条约义务，加强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发挥“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卡利基金”等全球基金的撬动作用，通过建立共同融资推进公共和私营部门、企业和土著社区之间的合作，促成共同资助和共同责任，共同推动全球绿色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合力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全球性挑战[29-30]。

（四） 实施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志性工程，绘就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画卷

根据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衔接国家关于“两重”“两新”工作部署要求，落实“昆蒙框架”、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重大工程实施方案要求，针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状况不清、受威胁状况及驱动因素作用机制不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成效难评估、跨境跨区域尺度关键物种生境连通性不足、珍稀濒危物种受威胁风险及影响难识别、生物安全风险管控手段缺失等问题，以空间为统领，布局一批国家和区域不同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志性工程[31-32]。

从国家层面推动实施生物多样性风险防范工程、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状况及保护恢复成效智慧监管工程、生物多样性全民共建共享工程。区域尺度重点围绕国家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重大战略区域，开展区域尺度生物多样性状况调查监测与保护恢复成效评估，差异化实施城市人口密集区和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应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包括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优先选择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区，重点实施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与评估能力提升、生态系统韧性提升、跨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威胁物种及生境的保护修复、跨境受威胁物种及保护恢复等工程措施，全面摸清热点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及变化状况，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能力，保护恢复重点物种及其生境质量。重大战略区域按照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建设布局，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优先选择人口高度集聚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地区，协同推进长江、黄河流域高水平保护，聚焦解决跨省域共性问题，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支撑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中国先行区，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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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体系与政策研究”(2025-HYZ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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