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

任亚楠 ,  郝吉明 ,  田金平 ,  李星 ,  陈吕军

中国工程科学 ›› 2025, Vol. 27 ›› Issue (5) :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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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科学 ›› 2025, Vol. 27 ›› Issue (5) : 30 -40. DOI: 10.15302/J-SSCAE-2025.06.04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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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Realization of Carbon Sink Ecological Produc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e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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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相关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对我国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出发，构建了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分析框架，厘清了碳汇生态产品的内涵及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在此基础上，结合典型实践案例，对我国当前四种主要的价值实现路径的机制差异、参与主体、优势局限、适用场景等进行系统比较分析，识别出制度体系碎片化、市场体系不成熟、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基层参与机制与激励体系缺失以及计量核算标准体系不足等五大关键制约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统筹国家与地方协同治理、完善碳汇市场体系建设、优化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增强基层和多元主体参与能力、提升量化与确权水平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分析视角，也为我国碳中和目标下的生态产品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证支撑与政策参考。

Abstract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carbon sink ecological products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broader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system. Its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ynergistically adv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carbon sink ecological products, clarifying their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and the logical chain of value realization. On this basis, and drawing on representative practical cases, it compares four major value realization pathways currently applied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ir mechanisms, participating stakeholder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nd applicable scenarios. The analysis further identifies five critical constraints: fragmented institutional systems, underdeveloped market mechanisms, unreasonable benefit-sharing arrangements, weak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measurement and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national-loc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sink market systems, optimizing ecological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enhancing the participation capacity of grassroots and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improving quantification and rights confirmation systems.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carbon sink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references to suppor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ecological produc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carbon neutrality strateg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碳汇生态产品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路径与政策

Key words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 carbon sink ecological products /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 pathways and policies

引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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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亚楠,郝吉明,田金平,李星,陈吕军.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2025, 27(5): 30-40 DOI:10.15302/J-SSCAE-2025.0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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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生态产品价值是指生态系统在促进人类福祉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提供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各类物质产出，以及调节气候、水资源供给、文化服务和生态支撑等功能所体现的总体价值[1]。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实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核心路径之一。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关键抓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3]。

碳汇是陆地、海洋等生态系统提供的重要生态产品之一，其价值实现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途经[4]。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碳汇功能及其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探索建立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5]。

我国是全球碳汇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不仅具备较高的碳汇潜力，且稳定性强，优于多数北半球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源头减排，更需以生态系统碳汇作为“负碳”调节机制，消纳难以削减的残余排放。过去几十年，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碳汇量约为6.2×108~1.28×109 t二氧化碳当量，大约可抵消7%~15%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他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成熟与应用赢得时间[6]。强化碳汇能力建设、提升其稳定性与区域适配性，已成为国家气候战略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交汇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7]和《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8]均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我国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然而，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实践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9]。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多维分析框架并梳理相关概念、内涵及逻辑链条，借助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剖析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路径和关键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其制度化、系统化和协同化。

二、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针对当前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中存在的概念界定不清、理论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功能 ‒ 产品 ‒ 属性 ‒ 路径 ‒ 机制”五维分析框架（见图1），以厘清碳汇生态产品的内涵及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

（一） 碳汇生态产品的内涵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包括生态系统碳汇和人工碳汇两大类[10]。其中，生态系统碳汇经济成本低、技术易施行，并可带来其他生态效益。生态系统碳汇又分为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绿色碳汇）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蓝色碳汇）[11]。

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实现市场价值的核心载体，按功能属性可分为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类[12]。生态系统碳汇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固碳释氧、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极端天气事件、吸附污染物、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调节服务[13]。与此同时，与碳汇生成相关的生态系统还具有物质供给功能，通过碳蓄积供给农、林、牧、渔等物质产品，推动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赢[14]。此外，碳汇生态系统还承载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公众认知提升等方面的文化服务功能，包括生态教育、生态旅游、绿色品牌建设等，有助于增强公众参与感和政策认同度，进而推动实现碳汇的长期社会价值[15]。

（二）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具有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理论体系，由生态系统服务理论[16~18]、自然资本理论[19]、公共产品理论[20]和生态补偿理论[21,22]等共同构成，呈现出“价值识别 ‒ 价值核算 ‒ 价值困境分析 ‒ 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的逻辑链条。

生态系统服务理论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内涵的来源与逻辑起点，系统阐明了生态系统通过调节服务、物质供给、文化服务等方式推动人类福祉提升，进而为生态产品的分类与价值识别提供了科学基础，并构成了后续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价值实现困境分析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自然资本理论将生态系统视为自然资本的一部分，主张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而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从“服务”向“资产”的转换，因而成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评估的理论基础，并构成了后续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的依据。

公共产品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生态产品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源，即由于生态产品通常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易导致“搭便车”和供给不足，难以单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实现最优资源配置，进而强调了政府干预与制度设计在价值实现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推动价值实现机制的构建。

生态补偿理论最终回答了“如何实现价值转化”的核心问题。通过建立“谁受益、谁补偿”机制，依托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生态补偿等路径，构建反映生态产品真实价值的实现体系，进而调节生态产品供需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生态产品从“无偿供给”到“有偿回馈”的制度跃升。

（三）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框架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想状态是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三赢。植树造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碳汇活动虽然可以解决生态问题，但在当下却较难实现三者的统一，需要系统理论的指导。

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23,24]为复杂公共资源治理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系统是由资源系统、资源单元、治理系统、参与者及其互动与结果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通过自组织、集体行动和适应性管理等活动，可以修正“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等困境，实现公共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借助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解构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打破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传统界限，可以为后续关键问题的识别和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理论根基。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碳汇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社会 ‒ 生态 ‒ 经济复杂系统治理过程，各个子系统内部均存在复杂的变化规律并且子系统之间存在关联作用，如图2所示。

资源系统主要包括森林、湿地、草原、农田、红树林、盐沼等各类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是碳汇产生的物质基础；资源系统通常要求具有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清晰的系统边界。资源单元主要包括碳汇、木材、草料、粮食、水产等生态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和价值转化；资源单元通常要符合权属清晰、可准确计量等要求。治理系统主要包括国家、地方以及社区或其他基层的各级政策法规、市场制度和规则以及市场交易平台等，比如国家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核证自愿减排机制，地方层面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地方性碳汇试点项目，社区或其他基层的集体林权管理、农户参与、自组织管理等规则。参与者包括开展政策制定与监管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具有碳汇购买需求的企业、作为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与维护者的农户和社区，以及提供碳汇认证、交易、评估等服务的中介和平台机构。互动过程即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各类路径，包括碳汇交易、基于碳汇的生态补偿、生态产业化经营和生态治理及价值提升等，最终达成改善生态质量、贡献碳中和目标、提升经济效益、实现共同富裕等预期结果。

三、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路径

作为典型的生态产品，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应碳汇生态产品的不同功能属性，主要包括生态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治理及价值提升等四种路径，每种路径分别对应不同的政策逻辑、制度安排和实践机制。

（一） 生态碳汇交易

虽然生态碳汇项目的固碳减排等调节服务功能具有公共产品特征，但在法律或政府规制的管控下，可以生成核证减排量进而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汇权等指标性资源进行交易，实现价值流通。生态碳汇交易以碳汇量为核心资源单元，通过确权、计量、核证、注册等流程之后具备可交易的资产属性。该路径主要基于政府和市场合作的路径，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完善碳汇生态产品的产权制度、确权机制与市场规则。

目前，我国与碳汇交易相关的市场主要包括履约市场、自愿市场和普惠市场三种类型，其市场定位、参与主体和交易机制均存在显著差异[25~27]。近年来，各类碳汇交易的实践案例不断涌现，持续推动碳汇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履约市场主要用于约束和激励重点控排企业减排。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并允许重点排放单位在每年清缴碳配额时使用不超过5%的林业碳汇作为履约抵消工具；福建、北京等地方试点碳市场也允许碳汇用于部分履约抵消。例如，福建省通过林业碳票制度，实现了林农、合作社与重点控排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易，带动林农获得稳定收益。

自愿市场作为非强制性市场，主要面向有减排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需求的企业、机构或个人。我国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机制（CCER）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分别为探索期（2009—2016年）、暂停期（2017—2022年）和新时期（2023年重启）。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和企业发起的碳中和项目，通过购买林业、湿地或蓝碳碳汇，用于品牌价值提升和ESG绩效改善；典型案例如蚂蚁森林项目，将公众绿色行为转化为碳减排量并投资于造林与生态修复。2023年CCER申报重启之后，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首批4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其中包括造林碳汇和红树林营造。上述方法学明确了造林碳汇和红树林营造项目的计量边界、基准情景、监测指标和核查流程，有助于降低项目开发的不确定性，提升碳汇量化的科学性和市场认可度，从而增强市场交易能力和融资潜力。这一政策进展为碳汇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也为后续其他生态系统类型碳汇方法学的出台奠定了示范基础。

普惠市场主要面向公众和基层主体，突出对公众减排行为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激励，在浙江、广东等地得到探索。例如，广州的“碳普惠”平台，将居民低碳出行、节能减排等绿色行为产生的“碳积分”或“碳币”等对接碳汇项目，转化为可交易或可捐赠的碳汇量，用于公益抵消、品牌推广或社区奖励等。

碳汇项目往往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生态风险高等特点，制约了其市场化发展，也驱动了碳汇金融的出现和发展。碳汇金融即为以碳汇资源或碳汇资产为基础，通过各类金融工具和机制对其进行估值、交易、融资、保险、投资等金融活动的总称，有助于解决碳汇项目的资金、流动性和风险问题[28,29]。碳汇金融的发展推动了碳汇资产从“生态资产”向“标准金融资产”的转型，也倒逼碳汇交易制度更加规范。简而言之，碳汇交易是生态价值进入市场的过程，而碳汇金融则是市场价值放大生态红利的机制，二者互为依托、共同构建生态碳汇交易的闭环体系。

（二） 碳汇生态补偿

碳汇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生态产品，其固碳释氧、气候调节、吸附污染物、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功能的服务对象跨不同区域和行业，但生态系统的维护成本则主要由农户或林户承担。由于公共产品的产权往往难以明晰，生产、消费和受益关系难以明确，因而更适用于由政府主导的碳汇生态补偿路径[30,31]，特别是对碳汇资源开发难度高、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或群体而言。通过中央转移支付、项目补贴、横向补偿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行为进行激励性回报。例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通过将森林固碳能力纳入补偿范围，促进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持续参与生态保护。部分区域的企业通过购买生态碳汇补偿指标来支持地方低碳发展，同时实现履行环境责任与提升生态效益的双赢。江西、福建等省份已在近年来的“碳票”制度试点中探索将碳汇作为生态资产的表现形式之一，为农户提供可兑现的生态补偿路径，增强基层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三） 生态产业化经营

由碳汇生态系统供给的木材、粮食、水产、草料等生态产品，产权明确、通常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因而主要通过由市场主导的生态产业化经营[32,33]实现其价值。该路径尤其适合资源禀赋良好、市场活跃的地区，适宜由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协同推进。通过将碳汇资源嵌入旅游、农业、林下经济等产业打造“碳汇+”品牌并引导消费，提升产品销量从而间接实现生态价值。例如，一些地区推出“碳中和”生态旅游、“认养一棵树”“生态碳林认购”等活动，既可以提升公众的参与度，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碳中和认证产品和绿色消费券等新型碳产品正逐步进入主流消费市场，也可以有效提升碳汇价值的传播力和兑现力。

（四） 生态治理及价值提升

碳汇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价值实现适用于生态治理及价值提升路径[34,35]。该路径不以短期的碳汇经济收益即时转化为直接目标，更强调通过系统性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和质量、管理透明度与生态品牌力，从而为碳汇生态资产的长期整体价值跃升奠定基础，是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间接路径和重要支撑方式。特别是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层面，生态治理所推动的绿色认知建设、公众参与、生态旅游等形式，已成为碳汇生态产品多元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之一。比如，通过大规模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湿地恢复、蓝碳养殖等生态工程，增强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与服务功能，为长期碳资产形成和价值实现筑牢基础，同时提升区域绿色品牌力并增强地方绿色发展的软实力。通过建设碳中和示范基地、绿色景观工程、生态旅游区等，不仅可以改善区域生态形象，还能提升公众对绿色低碳理念的认同感。部分地区已将碳汇能力纳入生态绩效考核体系，与“生态银行”“生态信用”等制度相结合，引导地方政府从“短期补贴”向“长期生态价值运营”转变。

（五） 四种典型路径对比

碳汇生态产品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路径，并基于不同的功能属性匹配相应的价值实现路径。为了更系统地理解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不同路径机制，本文将前述四种路径在价值实现机制、参与主体、优势、局限及适用场景等方面进行了归纳比较（见表1）。

不同路径在目标定位、参与机制和价值实现方式上各具特色，体现出较强的互补性。同时，不同路径所依赖的制度支撑体系亦存在差异：如碳汇交易依赖确权、核证和市场机制，而生态补偿更侧重政策资金安排与横向协商；产业化路径注重品牌与消费通路，而生态治理则要求长期规划与生态修复能力。在政策设计中，应考虑不同路径与区域资源禀赋、主体能力和政策导向的适配性，避免“一刀切”式推广，形成因地制宜、多路径共生的价值实现格局，推动碳汇生态产品价值的全面释放。

四、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

（一） 制度体系碎片化，国家与地方政策缺乏统筹

目前，我国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体系呈现出条块分割、层级低、碎片化严重等问题，碳汇的开发、核算、交易、收益分配等核心环节分别由不同部门开展规则制定与管理，缺乏系统整合。除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36]首次将“碳汇”纳入国家法律以外，其余类型的生态系统碳汇缺乏专门立法，仅依赖政策性文件或行政规章维系，法律效力不足。制度碎片化同样导致碳汇项目的审批程序复杂、交易路径不清、主体权责不明，严重影响碳汇生态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的价值链效率。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国家层面相关的指导性政策与地方实践探索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衔接不畅，难以实现较高效率的国家、地方协同治理。一方面，地方积极推进“林业碳票”“蓝碳平台”等创新机制的实施；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缺乏对地方实践经验的制度化吸收与标准化推广。例如，福建省三明市的“林业碳票”制度在省内运行顺畅，但因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登记与标准化认证，跨省交易存在政策障碍；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湿地碳汇试点虽获得地方财政支持，但项目核算方法学未获国家认可，难以进入全国碳市场。这种国家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标准不统一、方法不兼容等问题，限制了地方经验的复制与推广，进而导致地方项目也难以获得跨区域的交易支持，削弱了碳汇市场的整体规模效应。

（二） 碳汇市场体系不成熟，交易路径复杂、流通效率低

当前，碳汇项目的确权、核算、核证、注册、交易和最终收益兑现通常需要2~5年的时间，开发成本高且资金沉淀周期长，对小微主体与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尤其难以承受。此外，碳汇交易平台的不统一、开发与交易流程的复杂以及便捷交易工具和结算机制的缺乏，也严重制约了碳汇生态产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的能力，市场效率低下。例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林业碳汇项目在开发初期因需同时满足CCER备案与地方交易所要求，导致项目周期延长一年以上；广东林业碳汇交易中心的部分项目，因跨平台交易缺乏统一结算接口，造成成交确认与资金到账滞后。此外，我国碳交易体系尚处于建设中，履约市场仍主要服务于重点控排企业，自愿市场发展分散，普惠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导致目前碳汇交易的规模有限、价格波动较大、制度支撑薄弱。

（三）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脱节，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与价值实现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碳汇生态产品本应在实现生态保护目标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经济收益、实现“生态 ‒ 经济”双赢，但现实中碳汇项目开发常常偏重“碳资产”价值而忽视了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保护与提升；反之，传统生态保护工作未能充分利用碳汇价值，导致“保护有贡献、收益无渠道”的困境。碳汇收益分配制度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以“生态贡献度”为核心的分配机制，容易出现“政府主导 ‒ 企业受益 ‒ 农户失声”的局面，使实际生态保护者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生态保护激励机制难以持续。例如，在贵州省习水县的石漠化治理造林碳汇项目中，虽然产生了稳定的碳减排量，但因收益分配机制未将实际管护贡献纳入分配公式，村集体获得的收益比例偏低，导致护林积极性下降；内蒙古部分草原碳汇项目中，牧户虽参与减少放牧量以增加固碳，但最终交易收益主要归属项目开发企业，基层主体缺乏可持续的经济激励。这些现象削弱了生态保护与价值实现的联动性。

（四） 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体系缺失

我国现行的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治理体系中缺乏明确的基层组织参与机制，农户、农村集体、社区组织等基层主体虽然是生态碳汇资源的直接管理者与潜在受益者，但目前其普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缺乏与生态碳汇项目的开发和运营相关的知识、技术与资金支持，收益获取的渠道也较为有限，导致基层主体的参与意愿不高。同时，地方政府或村级组织普遍缺乏碳汇项目的专门人才与管理工具，碳汇项目落地实施的难度大。例如，在广西百色林业碳汇项目实施过程中，部分村集体虽拥有林地承包权，但缺乏碳汇核算与项目开发能力，只能依赖外部企业全程操作，村集体在收益分配中缺乏话语权。

目前企业参与碳汇项目开发和碳汇交易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的政策激励或强制履约责任。对其余缺乏碳排放刚性约束的企业而言，受限于项目回报周期长以及碳市场价格不稳定等因素，对碳汇项目相关投资普遍持谨慎态度，难以形成参与意愿与自驱力，进而导致出现当前“政策驱动为主、市场驱动不足”的局面。

（五） 碳汇资源系统基础薄弱，计量核算标准体系不足

草原、湿地、近岸海域等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为复杂的产权结构，如集体所有、国家所有或多主体共治等，容易导致权属界定不清，直接影响碳汇的开发权和收益权的归属以及融资能力与风险分担机制的有效形成，制约市场化交易并严重影响市场信心与投资者的预期。

碳汇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科学、统一、可操作的计量与核算标准体系。然而，受自然条件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异质性以及数据采集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精准测算生态系统碳汇量的难度大。目前，我国仅林业碳汇具备相对成熟的项目方法学与核算体系，尚未建立覆盖草原、湿地、海洋、农田、地质等生态系统的本土化碳汇核算方法学与技术规程。统一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以及计量边界标准和区域适配方法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碳汇资产的确认。例如，在青海三江源湿地碳汇试点中，因国内缺乏湿地碳汇方法学，项目只能使用国际自愿市场的核算规则，与国内交易体系不兼容，导致其减排量无法进入全国碳市场。此外，碳汇价值评估标准的不统一以及透明定价机制的缺乏等问题也进一步加大了生态价值认定的模糊性，导致碳汇生态产品难以顺利纳入市场机制实现其价值转化。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与制度安排复杂性的碳汇核算标准体系，已成为推动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也是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的核心基础。

五、 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对策建议

（一） 健全法律法规与顶层制度设计，统筹国家与地方协同治理

加快我国碳汇立法进程，推动出台《碳汇法》或纳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相关法律，明确不同类型的碳汇生态产品的法律地位，为碳汇权属确认、交易规则、金融支持等提供法律依据。建立“国家标准+地方细则”的制度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碳汇生态产品治理框架和“中央统筹、省级主导、地方落实、社区参与”的多层级、多主体治理机制。建设碳汇登记、核证与交易一体化平台，简化碳汇项目的开发与交易流程，推动地方碳汇交易平台与全国碳交易平台的有效衔接；鼓励开发基于区块链的碳资产溯源体系以记录和追踪碳汇的产生、持有和交易情况，确保每个碳汇单元的唯一性和可溯性。推动纳入草原、海洋、地质等多种类型的生态碳汇，明确各类碳汇在履约市场、自愿市场与普惠市场中的适配机制。

（二） 完善碳汇市场体系建设，优化交易规则与金融工具供给

扩大碳汇交易主体范围，通过打造覆盖履约市场、自愿市场和普惠市场的复合型碳交易市场，进一步增加碳汇市场的需求量。提高碳汇可用于全国碳市场重点控排企业抵消减排的比例，鼓励企业优先购买生态碳汇作为抵消手段；积极引导自愿减排企业、重大活动赛事主办方、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等通过购买生态碳汇的方式实现自身碳减排或碳中和。优化碳汇价格调控机制，赋能碳汇交易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及价值识别的核心功能，综合考虑碳汇项目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市场需求，整合开发成本加成法、拍卖竞价法、自愿协商定价法等多元模式，构建碳汇交易价格的动态确定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向绿色产业和新质生产力集聚。推进碳汇资产的标准化与金融化，发展碳汇期货、债券、信托、保险、质押融资等创新工具；建立健全碳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加强碳汇金融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防止市场操纵、欺诈和其他不当行为的出现，确保市场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三） 优化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

建立生态保护与价值实现的协同推进机制。一方面，推动传统生态保护工作与碳汇价值开发的融合，制定碳汇项目开发与生态保护双目标考核标准，将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提升指标同样纳入碳汇项目评价体系，要求项目开发方在规划阶段提交生态保护方案，确保碳汇项目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提升生态功能；另一方面，支持在重点生态保护区开展碳汇资源清查，鼓励从生态保护成果向碳汇资产的转化，拓宽生态保护资金来源。

制定涵盖资源投入、劳动付出、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等多个维度的“生态贡献度”指标，并构建以其为核心的碳汇收益分配机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政府、企业、农户等不同主体的收益分配比例，保障基层和农户获得合理的收益份额。探索建立“收益反哺生态”的再投资机制，将部分收益用于支持基层生态保护工作和社区发展，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保护激励模式。加强收益分配的监管，建立透明的收益分配公示制度，确保资金流向公开可查。

（四） 增强基层和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力，健全协同治理与激励机制

建立社会资本、科研机构、第三方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碳汇生态产品协同治理平台。建立以村集体和合作社为主体的碳汇项目开发机制，为其提供项目开发、核算、认证等全流程技术服务；强化碳汇产业扶持政策，健全碳汇产品价值实现产业链，推动形成“碳汇+会议”“碳汇+司法”“碳汇+乡村振兴”“碳汇+生态旅游”等“碳汇+”跨界融合新模式，培育碳汇产业新业态，拓展农户与社区收益来源。对企业参与生态碳汇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绿色信贷等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强化社会认知与公众参与，通过绿色金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等政策手段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加强生态产品公共宣传和科普教育，推动绿色消费与绿色金融产品落地，增强社会责任共识。

（五） 强化碳汇资源基础能力建设，提升量化与确权水平

鼓励地方探索“生态产品产权登记”制度，试点林业、湿地、海洋等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碳汇确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明确碳汇项目的开发主管部门、投资机构、村集体、农户等碳汇供给主体在碳汇交易中的产权界定，探索生态产品“登记 ‒ 确权 ‒ 交易 ‒ 流转”制度，最终建立起统一的碳汇生态产品权属分类与确权机制、确保产权清晰可追溯，并对收益进行合理分配。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协调碳汇生态产品的产权制度，尤其是在跨境项目和碳市场交易等方面提升与国际市场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完善碳汇项目核算方法学，扩大可开发的碳汇生态产品类型和数量，在保证碳汇质量的基础上优化项目申报和碳汇签发流程。健全碳汇计量监测体系，推动数字化监测技术运用与技术标准建设，构建全尺度、广覆盖的碳汇参数模型、国家碳汇数据库与碳账户系统，建立“碳汇地图+碳账户+碳积分”的数字化追溯体系，提升基层参与碳汇交易的数字化能力。完善碳汇审定与核查制度，加强对第三方核证与审定机构的管理，建立数据共享和校验机制，提高碳汇市场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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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面向2035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战略研究”(2023-HYZ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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